作者为汇丰银行大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已引发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其中之一是获选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通过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及提高中国进口关税以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特朗普于2017年1月就职前，尚无法确定其实际政策是否与这一立场不同，但我们将关注特朗普先生关于中美贸易关系提案的潜在影响。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年度贸易额已经从2000年的700亿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近6000亿美元。美国目前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45%的关税将会令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50%。中美双边贸易可能遭受巨大打击，但对中国出口总额的影响不大（总额的9%）。随着超过60%的出口已转移到非G3市场，中国将设法通过继续增加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抵消可能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意味着不少美国出口商亦可能失去中国这一重要市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仅占2%。
从中期来看，美国贸易政策更倾向于保护主义，中国则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劳动密集型出口转变为高附加值商品出口并将重点转移到新兴市场，尤其是周边市场的进程。
最重要的贸易关系
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作为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之间的中心环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关系之一。作为GDP总量达11万亿美元的新兴市场，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60%。但两个国家的贸易规模相差不大（每年进出口总额约为4万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更为重要。20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了价值4100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了价值15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占出口总额的18%，而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购买10%的美国出口商品（表1）。
贸易结构并不对称。美国从中国进口集中在两个领域，即机电（占进口总额的51%）和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商品（如衣物和鞋类，占进口总额的33%）。这两个类别共计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80%。图2显示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清单，以该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表示。例如，2015年美国购买了近40%的中国出口家具，其余60%由其他市场购买。另一方面，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部分集中在初级产品（如农产品和原矿石），以及先进制造（如汽车和飞机，图3）。
在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大型生产国而美国是大型消费国，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占据很大分量。201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7440亿美元，其中50%（3660亿美元）为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长期大规模的逆差使得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持有人民币被低估的观点。但除了汇率因素外，显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以来升值了17%，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升值了34%，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在继续扩大。
更重要的是，中国出口在不断升级。这也反映在其出口结构（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结构）中。与10年前相比，中国目前出口的附加值已经大幅上升。在2000年与2016年间，机电和交通运输设备占中国出口总额的占比从33%上升至47%，而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和鞋类）的占比从35%下降至27%。10年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主导，而现在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和资本品。这种结构转型反映了中国产业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而且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货币升值并且全球贸易额下降的背景下，国内政策更多鼓励产品升级，以及企业层面的研发支出上升。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这些因素可能主要与国内政策和结构调整有关，而非价格（包括汇率）因素主导。
情景分析
尽管如此，考虑到对中国贸易政策在总统当选人的竞选过程中地位突出，有必要分析一下特朗普先生的一些激进政策提议对中美贸易的潜在影响。在他的“为自由贸易而战以重建美国经济的七点计划”中，特朗普先生提出了三大提议：
指示财政部长为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标签；
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中国加入WTO时，有条款规定禁止其提供不公平的补贴；
如果中国不停止其非法活动（包括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特朗普可以运用法定的总统权利来介入贸易纠纷，包括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第201条和301条以及1962年《贸易扩展法案》第232条施加关税。
在这三项措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惩罚性关税措施（特朗普先生先前提到45%的关税，见于2016年1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这项措施的经济影响最大，而且立竿见影。在表2中，我们估计了中国出口值和GDP将会受到的影响。我们估计，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45%的关税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锐减52%。虽然双边贸易预计会遭受严重冲击，但是考虑到中国出口的多元化特性，这对中国的整体贸易造成的冲击相对较小。我们估计，45%的关税将导致中国出口总值减少9.3%（2015年数据）。对中国GDP的直接影响是名义GDP下降2%左右（2015年数据）。较低关税（比如20%及10%）的影响也列示在这张表格中。
此外，图3也显示了单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45%关税的潜在影响。考虑到这类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量中的比例如今小了许多，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小得多（会导致出口总量减少1.7%），对GDP的影响同样较小（导致名义GDP下降0.3%）。
中国如何应对？
惩罚性关税的直接影响显然是负面的，如果美国采取这些措施，那么中国的决策者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捍卫中国的经济利益。
建设性地管理双边关系
脑海上立马闪现的回应是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例如，中国可以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相同的关税税率。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中国采取同样的惩罚性关税税率，那么美国经济受到的潜在影响将比中国低。因为美国经济体量较大（GDP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对出口依赖较小（美国的出口占GDP比重为10%，中国是20%），对中国这一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参见第2页中的表1）。此外，我们还发现，中国的进口弹性较小。这意味着相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对价格的敏感度较低（即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贸易量降幅较小）。
但即便美国遭受的直接经济冲击较小，这仍然是负面影响。正如图3所示，大量的行业（包括美国拥有重大战略和经济竞争优势的行业，比如农业和高端制造业）会遭受冲击。经济生态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连锁反应不可低估。
由于这类“贸易战”的潜在经济后果如此严重，双方的决策者需要保持克制，回到谈判桌前。
如果双方回到谈判桌，那么中美双方在现有的贸易关系基础上，有充裕的空间可以争取实现更大的双边共同利益。我们认为双方可以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ODI），而美国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一个受青睐的目的地。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额为7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的比重为2.4%。这些投资大部分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制造业（50%）、租赁及商业服务（28%），支持了美国就业。与此同时，尽管美国仅为中国贡献1.6%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这对促进中国采用新型制造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未来深化这一新建的双边投资关系将是双方的重大利益所在。
另一个潜在的合作方面是服务业。尽管美对中商品贸易逆差大，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贸易顺差却不断拉大。2015年，该项顺差增长至330亿美元，反映中国对美国教育服务（占美国服务业出口的比重为33%）的需求和旅游支出（占比为24%）的强劲增长。这部分顺差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美国逐渐受益于其在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拓宽而不是缩小在中国的市场入口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支持美国服务业的就业增长。
继续向新兴市场多元化扩张
从中期角度看，保护主义抬头的美国贸易政策将加速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周边国家。如图5所示，虽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但是中国60%以上的出口至新兴市场（非G3国家）。尤其要指出的是，亚洲（不含日本）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44%（见图5）。因此，虽然美国贸易政策保护主义抬头将会对中国贸易造成短期压力，但是中国应当会通过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来应对。
“一带一路”以及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贸易投资战略的推进料将会继续加速。“一带一路”涵盖63个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达29%，这表明中国的长期战略是在其他新兴市场获得经济增长空间。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总额为19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3%（见图6）。新加坡、印尼及阿联酋等亚洲经济体是中国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从中国海外工程建设合同的强劲增长（2016年截至9月末同比增长26.1%）来看，推动更多的项目落实（比如连接中欧的多条新铁路）。中国发起的多边金融机构，比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和丝绸之路基金，已经开始为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与此同时，规模较小但全面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可能会获得进一步推进，这项协定由中国发起，每一个亚洲国家都是签约国。由于美国总统当选人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缺乏热情，中国可能会有机会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填补未完成的TPP谈判带来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