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屈宏斌在鸿儒论道论坛上的演讲文字实录
屈宏斌：各位来宾，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借用鸿儒论道这个平台和上海各界朋友进行交流。
在讲经济结构困惑和迷思之前，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去看中国中长期的问题。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很多，最终无论是调结构，还是改革,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比较长的时间，使经济比较平稳、健康的增长，所以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所有结构性改革、调结构措施的主题。
1、经济中长期增长分析框架
关于中长期经济增长分析，学术界有非常成熟的框架，我过去十多年一直在市场里面，日常的生活忙于观察这些数据，看短期的上上下下（波动），比较无聊的工作，对理论的不一定有特别新的更新。但首先把这个框架讨论一下，有利于分析问题。
对于中长期的经济框架，在学术界有各种模型分析，在我看来可以归纳两大类：一，典型新古典主义，这是最典型的经济中长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一。一个经济体在中长期内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要素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这是个比较典型的模式。另外一类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性更大，即所谓的二元经济模式。二元经济模式讲的是什么呢？除了按照传统的、经典的，通过资本、技术、效率积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渠道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支持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这就是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把过去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不合理配置，资源的错配逐渐纠正，将这些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这个也同样起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我认为这个是对前一个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个补充。
再来看中国经济状况。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我觉得上述两个模型都相关，都有用。把这两个模型结合起来去看中国的问题，可以更清楚的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框架。除了一些典型的，在资本积累、劳动力要素的积累以及技术引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之外，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提高效率的渠道，即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在中国今天来讲，这种部门之间转移资源配置潜力最大的，我认为主要是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的资源转移。从三个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划分来看，农业到非农业，无论到制造业，还是到服务业，这之间的资源配置，尤其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移, 我认为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促进生产率提升的渠道。
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在过去30年一直在起作用。我国在过去35年取得平均10%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资源，源源不断的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效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转移，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城镇化，过去30年我们的城镇化趋势非常明显。目前官方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55%（去年），相对35年之前，增长了将近30个百分点。
这个过程应该说还是有潜力的。为什么呢？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5%，按照过去一些发展经验，远得不说，就说我们周边，东亚国家比如说韩国、日本、包括台湾地区，这些发展比较早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城镇化率还有比较大的提升潜力。以这种标准来，我们到目前为止，城镇化的路走了一半多一点。按照它们的经验，只要一旦上了这个轨道，除非政策上有大的失误，这种过程会持续到差不多城镇化率达到70%、75%的水平。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会出现慢慢放缓，或者到饱和的程度。从今天55%到70%、75%，至少还有差不多15-20年的过程。我想这仍然会给我们提供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按照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生产效率提高，这种生产效率无论是通过资本积累，还是通过技术引进、资源之间的配置，最终一点都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使你的劳动生产率有个持续增长的过程。简单点说，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讲，包括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内经济能不能保持一个中高速持续增长，就取决于能不能找到办法，使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每年持续地高增长。这是我们分析的框架。
谈到经济结构转型或者增长模式转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想无非几个意思：一，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投资拉动，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们需要调结构，需要扩大消费，需要从投资主导的向消费主导，只有这样，未来的时间才有可能保持经济增长。这是经济转型一种含义。
另外一种含义，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靠出口导向，这种出口导向也不可持续，我们需要更多转向内需为主。上述这种调结构的论调都是从需求结构来讲，即三大需求里面，以哪块需求主导可以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另外一个调结构，尤其最近一年到一年半我们讲的比较多，或者主流媒体讲得比较多，或者是官方的观点，就是从三大产业结构来讲，我国的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服务业相对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有比较快速的增长，服务业已经取代了工业。这被认为这几年调结构、结构优化的成果。
2、消费主导比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更可持续？
我总结一下，大家用不同的方式，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结论无非就这三个。根据刚才所得一些最基本的理论，一个经济体在中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效率的提高，以这个作为标准，我们回过来思考这三方面的结论，我提出一个问题：这种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真的比投资主导更可持续吗？
实际上，我国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就提出明确的目标，我们经济以扩大内需为主，扩大内需里面主要是以消费为主。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变化，的确这几年消费的增长，在拉动经济过程的中起得作用越来越大。从过去两年，仅仅从三架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角度来说，所谓从投资为主到消费为主的转型，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在过去两三年里面，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投资，尤其在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大幅度下降，造成在今年前半年6.7%总体经济增长里面，来自于消费的贡献占得比例超过70%。所以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看到政策的效果。
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种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真的就比投资主导，更有利于支持这种经济可持续增长么？顺着刚才关于经济中长期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从理论上讲似乎找不到这个理论基础，为什么？一个经济体在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也许我学识比较浅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学派，从需求端来解释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问题。也没有哪个学派说总需求的结构，以三大块需求中的其中一个为主导，就比另一个需求为主导，更有利于中长期效率的提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都是从供给侧来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如果要细究，消费和投资哪个主导更好，我刚才讲了，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需求结构更加有利于中长期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讲，在投资还没有完全饱和的情况下，你通过增加投资，可以增加你的资本存量，更重要的是增加每一个劳动者所能利用的，所能拥有的生产工具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同样的条件下，如果通过投资增加资本，除非所有资本存量都是浪费的、无效的，你的增加的资本都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有利于提高你的劳动生产率。反过来讲，我找不到消费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联性，就是消费多了，怎么样通过多消费来增加你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之间的关联度我看不到。
从实证来分析，我觉得也不支持消费主导更有力于经济长期增长这种说法。咱不说别的，比如就中国情况来看，大多数人不一定能记得，改革开放之前，从三大块需求所占的GDP比重来说，在70年代消费占GDP的比例基本上是在70%，甚至更高。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出来经济有高增长，后来由于储蓄上升，投资不断积累，当然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带来高增长。
最近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消费主导就比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吗？明显一个反例就是美国，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它过度消费，而且这种消费是通过举债。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很高，实际上它是没有储蓄。从这个例子来讲，也不支持消费主导有力于经济长期增长的观点。
我觉得以消费为主导，相对投资为主导使经济体可持续这个观点，缺乏理论基础，同时实证上似乎也无法得到支持，当然这种实证是比较粗糙的观察，如果问张院长，一说到实证，是非常严肃的经济计量模型既，在目前环境下还没有能力去做这些，我猜做出的结果也会是这样。
投资，可以增加每个劳动者资本存量，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大家都知道，初期资本存量比较低的时候是可以的，增长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种现象，收益递减。同样的劳动，不断投资，不断增加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一直是提高的，但是增加到饱和之后，它慢慢会下降。从理论上说有这个问题。但对中国来讲我想要问的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到达到所谓的饱和点，或者已经明显受制于收益递减效果影响？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我这里面有个图，想说明中国目前的资本存量，尽管过去35年，投资占GDP很大，但是从资本存量角度来说，目前为止我国的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分到每个劳动者资本存量可以看到，目前的水平基本上，如果美国作为一个标杆，我们目前平均每个劳动者的资本存量水平是美国15%都不到。好多人说不要跟美国比，美国是最前沿的，即便跟周边的国家来比，我国目前劳动者资本存量相当于韩国现在的水平25%不到。当然研究者用不同的数据，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想结果是大同小异，我用了统一的可比数据，因为大家做国别比较，可比性是很大的问题，我没有用我们国家自己统计局数的据，我们用（Penn-world）国际数据库做了国际比较。我们目前人均资本存量只有美国的13%，韩国的24%。的确未来某一天， 随着资本存量越来越饱和，再增加投资的效率比较低下，但现在我们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
资本存量比较低和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这之间如何平衡？这种产能过剩更多是局部的问题。可能某些行业投资的相对目前市场需求产能有些过剩，但这并不能否定整体资本存量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有些行业供给过剩，有些行业的供给是不足的。有些人会问我国哪些行业资本存量不足？资本不足的领域很多，比如说基建，大家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中国最现代、最发达的城市，我们有全国最成熟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即便如此，我们的城市的基本基建存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缺的。我们相对成熟的国家来讲，比如说东京，差距得比较明显。不要忘记，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但是中国还有有660个城市，其他的659个城市，最基本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短缺的。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尽管我没有上海户口。我第二喜欢的城市是成都，1400万人口，还有一个城市东莞800万人。而成都和东莞在地铁的密集程度上，远不及东京这样的世界大都市。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所谓的缺口、短板。有些行业有过剩，还有些行业有短板，平均来说一点，目前的资本存量还有待提高。提高劳动者的人均资本存量，并通过这个渠道提高它劳动生产率，不能不说还是有空间的。不仅有这个空间，还有资源，因为投资需要储蓄，没有钱怎么去投资。所幸中国目前国民储蓄率比较高，接近GDP的50%，投资占GDP比率差不多在40%左右。从海外标准来说，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0%多，毫无疑问是投资过度了，我觉得这是相对什么而言。首先从资本存量水平来讲，我们目前的水平并不高，还没有投到什么都有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相对我们可投资的国民储蓄资源来说，我们的投资并没有出现过剩，反而每年的国民储蓄并没有充分用于投资来提高资本存量。
大家都应该记得，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恒等式，就是每一块钱的储蓄都要投资，在国内投资用不完会怎么样？剩余的储蓄会被拿到国外去投。在过去10年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每年投资率很高，但是相对于国民储蓄率是低的。这也造成我们每年有大量的储蓄没被完全利用。每年总是有一部分国民储蓄，相当于GDP3%左右的国民储蓄，以各种形式拿到海外投资。过去海外投资主要渠道是外汇储备积累。央行把剩余储蓄通过外汇储备积累去投资海外，我们投资得到什么，过去是四万亿，现在成三万亿，积累了三万亿海外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都是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债券，这些政府债券收益率是多少呢？在座的各位很清楚，美国十年国债率现在是1.5%，这种收益率是非常低的。当然最近有一些改变，储蓄不增长，但是我们的储蓄大量通过民间投资到海外，当然一些投资是值得鼓励，是好的现象，比如很多企业主动到海外投资，买好的技术。例如投资到德国，上半年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同比增加50%，大部分都是购买一些好的设备，我相信这都是好的投资。但是也有一些投资的确看起来不那么好，比如我们买的很多显然不可持续，或者是有争议的资产，包括大家看到的，我们买欧洲足球俱乐部，这些投资都是因为国内的储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投资到国外了。
我说了这么多，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当大家讨论投资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硬币另外一面，就是储蓄，在储蓄率下降之前，我们投资总是要被利用，国内不投，一定投到国外。很多人埋怨，现在修地铁是好事，但是回报率太低。回报率太低，相对于什么来讲？相对于拿到海外去买美国的债券，我倒觉得回报率不见得那么低。不用说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就算作为一个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我宁愿看到我的银行的储蓄，转化成投资我们家乡，各个城市的地铁，我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储蓄被拿过去买美国国债，或者间接借贷，买欧洲俱乐部。
另外，中国的高储蓄，在中国资本存量还有增加潜力，高储蓄率应该是好事情，大家要珍惜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会永远在那里，我们都在讨论老龄化，老龄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我们的储蓄率一定会下降。我们做了一些估计，中国10年、15年以后，中国的老龄化增长，中国的储蓄率一定从目前50%下降到40%、35%，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有这么多短板需要弥补，未来10年趁着储蓄率下降之前，赶快把这些应该做、早晚都得做的东西多做一点，如果不做的话，十年以后想做都做不了。为什么？没有储蓄了。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20%城市要修地铁，如果没有国内储蓄，从理论上讲可以到国际市场去拿别人的储蓄，弥补你的缺口。这个对于一个小国家是可行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对中国来说这不可能。十年以后，中国那么大的经济体，全世界把所有剩余储蓄给你，也不足以支持当前的增长。考虑到老龄化这种情况，这种事还得多做一点。
当然我说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过去搞铁公基很多问题，大家反感不是铁公基项目不好，而是跑冒滴漏问题很多，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说的首先这个事要不要做，然后考虑怎么把这个事做好。过去三年打老虎，不管怎么说还是有成效的，有利于减少跑冒滴漏，未来把投资体制改革做得更好，PPP等等各方面更好一点。尤其是考虑到未来10-15年储蓄率要下降，又考虑到我们目前资本存量比较低，我认为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去犯什么样的错误？人为鼓励大家多消费、少储蓄，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储蓄率下降的幅度。相当于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一孩儿化的错误，80年代实行一孩政策，忘记一个基本客观规律，随着人的收入增长，生育率会自然下降。那个时候对中国未来20年增长的估计不足。这是关于储蓄的问题。
3、内需为主比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更可持续？
与此相关一个问题是出口，现在这个讲的比较少，因为出口出不去。在危机之前，尤其02到07年，我们通常讨论一个问题，出口过热，造成很多污染，很多低端的血汗工厂。当时很有名的高官，我没记错是商务部长，有很有名的比喻，中国不能老做血汗工厂，用一亿衬衫换一个波音回来很不合算，我们要清理加工贸易，要减顺差，这是06年的时候。这么多年，唯一的一年，商务部把减顺差作为全年的工作目标，这算是个奇葩。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那时候出口过热不好，从出口导向到内需导向来转移，这样使经济结构更合理，增长更可持续。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即以扩大内需为主。然而纯粹从利用劳动生产率角度，很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实际上都证明贸易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渠。这不是说你自己跟美国、跟发达国家去竞争，做原创的发明创造，对于一个后发者，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国家，主要的任务是吸取现代发达国家中已经有的成熟的，而且比你现在的技术更好的技术，把它引进来，改善你自己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中国过去30年基本是通过这个渠道，我们为什么开放，因为这个是高增长非常大的原动力，出口可以赚取外汇，用外汇购买先进的设备，这是提高技术水平非常重要的渠道。从这个意义来看，进出口是相连的。
另外，出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扩大市场规模。作为一个厂商如果没有出口，只做国内市场，尽管国内市场很大，毕竟是有限的，通过进出口你会把市场规模扩大很多，从而有利于你把规模做大，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率提高。规模经济带来效率的提高，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富士康。十个人有七个人拿的ipone，是从富士康工厂出来的，它在全球有150万工人做这个，它做的整个产业链最末端。通过大规模的做，不仅做中国市场，还做全球市场，从而产生得规模效应，使得每一件产品的固定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人做不过它的原因。
内需要比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更可持续，我觉得这种提法、观念，从理论上讲不一定会得到一些支持。这里面有些现实的问题，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不能所有工作都让你做，你做出口这么多年，市场已经饱和了，不可能做得再多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也未必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到目前为止，中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12%左右，我们看历史经验，其他一些工业大国，在它的工业化顶峰在全球市场占份额多少？美国25%，英国更多，但是不要忘记了，在美国做到全球市场25%，它的劳动力占全球市场只有3%。这意味着当时美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其工业化顶峰时期用不到全球3%的劳动力去做了全球差不多25%的市场。中国是用全球接近20%的劳动力，做了12%的全球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并没有到出口已经做到极限必须做内需了的地步，还是有得做。
由于成本的提高，在产业方面会有一些变化，我们现在做雨伞，做低端的，做服装不一定有竞争力，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在智能手机、家电方面，在成套设备有空间，最重要的是出口市场份额还是可以有提升的空间的。
4、过早去工业化---欲速则不达
第三个所谓的“迷思”就是服务业。这几年一个明显的现象，实体经济不好，由于出口外需市场不好，导致了目前出口比较疲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需求不好，内需方面也受到制约。尤其是实体经济，面临着成本高居不下的压力，较为萧条。我们的制造业在过去接近四年深度通缩的背景下也一直不景气，这种情况下，服务业增长比较快，导致了服务业取代了工业，成为经济增长引擎。我们看到很多官方意见，都觉得是结构在优化。我想的确在一定程度，当工业遇到瓶颈、阻力的时候，服务业还在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劳动力市场并保持经济相对稳定，这在短期来说是有一定的补充效应。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一旦成为一个趋势，如果未来服务业不断取代工业，作为经济增长发展的动力，我觉得这里面会很危险，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服务业取代工业化，造成去工业化。过去人口城市化，每年一千万农民工转到城市，大部分进工厂，富士康，少部分进了服务业，而过去几年这种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农民工还在源源不断进入城市，城市化还在持续。但进入城市以后，到底是去工厂打工，还是去第三产业呢？我们发现有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进了第三产业。这种状况从长期来看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回到刚才我们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可靠的源泉，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农业转到城市，无论是转到服务业，还是转到工业，相对以前效率抖是提高的，但是平均来讲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要更高。同样一个农民工到城市以后，到底是进工厂打工呢，还是去端盘子，还是去洗脚，或者按摩。这种行业转换在短期内提升生产率水平之间有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差距对后续影响更大。你去了制造业，由于跟现代的管理制度，和现代的生产线相结合，所以你的人均资本比较高，所以你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多，有许多干中学的机会。
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工，如果他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进城市以后，如果在富士康能吃得了苦，能一直做下去，通过不断干中学的机会，三年以后他就是个非常熟练的产业工人，如果再做得好，可以不断提升，可以做一些技术员，或者工段段长，这对他未来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相对而言，我看不出洗头、捏脚，捏三五年，对未来的技能提高，或者资本的积累有提高。这有个制约过程。
进城以后，这是好事，转到服务业还是第二产业，带来的效率提高。这种差异会造成未来经济中长期增长不可持续。有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把劳动力从比较低效的部门转移到制造业，对生产率的提升就像是个直升电梯，提高比较快。转移到服务业也会有提高，但服务业是扶手电梯，只会慢慢上升。从这个意义，这种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没有近忧有远虑，一旦这成为一个趋势，将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当然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些服务业是高生产率、高附加值的，但问题在于从农村转移来的农民工，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教育、足够的训练，让他可以转到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
我们义务教育是九年，有的地方好一点是12年，这种教育水平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转移到第三产业，转移到哪里。相对于加入工厂，跟全球大工厂结合来讲，进入一个低端的第三产业，长期来讲对他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是件好事。这是有前车之鉴，为什么拉美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它们到一定程度以后，增长大幅度放缓，从此没有可能继续追赶？ 这其实很大程度就是由于过早去工业化的过程。我们看拉美城市化率很高，但是城市里没有大规模工厂去吸纳低端劳动力，从而劳动力大多集中在较为低端的服务业上，所以他的经济没有增长。这方面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
很多人说这也是没有办法，工业化做这么长阶段，是时候转向服务业。我倒觉得这个问题，至少从过去经验来讲，似乎并不支持。比如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图2对比了一些国家--比如韩国、日本，它们工业化顶峰时间制造业就业占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是15%左右，而其他发达国家该比例比较高。我最近看到亚投行有篇文章，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分析，有这么一个结论：在目前一些发达国家，除了一些个别小国家，找不到一个国家，在它的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所占的整体就业比例是低于20%的。我们现在是15%，15%时停止增长，过去几年一直在下降，服务业取代了工业。从这个意义来讲，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增加动力源也好，成为吸纳就业主要的动力也好，我觉得如果没有近忧也有远虑，并不有利于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
结语
以上我基本把中国经济的调结构，过去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做一些思考、反思，什么是正道？我总结一点，实际上过去我们已经找到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一个正确的路径，这个路径就是以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工业化又是以国际化，以全球化的方式所进行的，当然这里面从制度上来讲，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我觉得有了这四个过程，过去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好的增长，来未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和市场化方向改革过程中，这条路径上清除一些制度方面路障，使这条路能够走得更加顺利，确保不要从正确的路径去脱轨。搞结构调整也好，讲改革也好，我觉得并不是要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道路。恰恰相反，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道路，过去其他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东亚的国家、邻居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我们有一些路障，比如说城市化过程，户口制度改革问题，大城市限制人口的问题，这是人为的路障，不利于劳动力从低效率到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我们要清除这些路障，使得我们走得更好一点，而不是寻找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