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名誉理事
此次报告指出了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方向，第一是依赖原创技术的进步，第二是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以取代对外贸易的依赖，第三是在新的国际化条件下依靠技术进步的对外投资，这些都是很好的思路。报告的结论说中国需要深度工业化，对此我也表示同意，并心向往之。但是我们看到两组指标:第一组指标是，2012年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去年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我们认为在2020年会轻松的超过55%；第二组指标我们看到现有的工业全部处于产能过剩或濒临过剩状态，尤其严重的是钢铁和煤炭产业。由此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一是我们想深度工业化，但为什么现实经济却在趋向服务业化？二是我们想深度工业化，但如果新的产业不出现，原有的产业是否还有继续扩张的空间和能力?
针对以上两个疑问，我想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是什么？第二个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挑战是什么？第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是什么。全球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般是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结果。从长期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大众消费经济，也就是罗斯托所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论。高速增长一般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即经济学中所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时，经济增长速度是趋向下降的。这是因为在后工业社会，服务业会受大众消费的引导而快速发展，成为主导产业。而相对于工业来说，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由此决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潜在增长率都会下降。如果这个规律成立，中国目前似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都有收敛的趋势，即使有深度的工业化也将难以平衡这种收敛的趋势，因此经济增长是逐渐减速的。如果以上逻辑成立，按照我们的研究，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6%左右，到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潜在增长率大概只有4%左右，从那以后，将会收敛到全球平均水平。因为届时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再有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推动，经济增长仅是总量问题，其表现应该与发达国家同步。
第二个问题，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挑战是什么。报告特别强调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来应对宏观经济挑战，但是在主流工业技术一定的情况下，也就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定的情况下，这个技术进步的空间有多大？这需要从行业上来逐个分析，我们对中国的过剩产业做了重点分析。举个例子，中国钢铁工业生产成本，除生铁成本外，无论长材、短材还是线材，其生产成本都低于国际水平，这意味着在钢铁生产领域，中国的技术是最先进的，从而在全球具有竞争力。中国的钢铁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那么过剩的应该是欧洲、美洲和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可以观察到，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全球需求持续萎靡，中国的钢铁就一再遭到反倾销调查。从统计数据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出口增速在持续下降，2010年中国出口增速为30%，2015年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已经降到-7%。如果全球增长持续低迷状态，那么中国的出口将不会出现反弹，这时候中国的产能过剩就成了绝对意义上的了。因此，即使中国钢铁行业具有成本竞争优势，但是市场容量有限，也必须去产能，否则中国钢铁行业将出现全面亏损，钢铁产业的发展不可持续。我们注意到，中国钢铁产能12亿吨，去年的钢铁产量是8亿吨，在这个时候价格稳定了，企业也开始出现盈利。现在的问题是，过去的“去产能”手段是停产停工，一旦价格稳定，出现盈利，关停的产能又恢复生产，价格再次下跌，企业重新陷入困难。这表明，只有去掉僵尸企业才能真正去掉过剩产能。在过剩行业，“去产能”必须是实质性的，比如说通过兼并破产等资产负债表重组手段，使过剩产能在物理层面上退出市场。如果中国钢铁工业过剩产能去掉，剩余的产能可以维持并盈利。因为从长期来看，中国还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还是可持续的。我们从国际经验上也能看到这种前景，例如日本现在还是第二大产钢国，其产量在一亿吨左右，这个产量自1973年持续到现在，40年未见衰减。我国的钢铁人均存量大概有六吨，英美国家有20吨，日本41吨。如果我国的人均钢铁存量能达到英美国家的一半左右，那么钢铁产业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去产能既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也是长期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痛下决心加以实施。同时我们注意到，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已进入底部区间，开始企稳，其中两个指标最为关键，一是PPI止跌回升，二是企业利润开始实现正增长。这意味着宏观经济不需要再为稳增长而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而是应该利用宏观经济企稳的时期，开展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把部分过剩产能去掉，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下半年改革应有实质性的推进。
第三个问题，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说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 “三去一降一补”来开局，那么，改革的关键就是把握好“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家知道去产能就意味着经济下行，快速的去杠杆就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加大。去产能和去杠杆交织在一起，将使问题更为复杂，并威胁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中国产能过剩的部门都是高杠杆的部门。因此在去产能、去杠杆之间，要把握好轻重缓急、慎重处理，一个可能的办法是，金融部门暂时把杠杆稳住，不宜大规模的抽贷逼债，为产能过剩部门去产能创造条件。只要企业去掉过剩产能，企业的销售收入就会增长、利润就会稳定，还款能力就会提升，这样才能为全面去杠杆创造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实质性地去产能才能真正地去杠杆。从目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能力来看，稳杠杆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推进改革，为长期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一旦实质性去了产能，并为去杠杆创造了条件，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前景就会显现。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项指标的变化：第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报告也提到这一点，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会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再造一个中国，中国的市场容量不容小觑。第二，就是服务业的增长，到2020年预计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将超过55%。服务业不仅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开始进入平衡增长状态。第三，如报告所指出的，研发经费在持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主流工业技术下的制造业效率在提升、质量在提高，中国有希望迈向高端制造，其中高铁、核电等就是典型案例。第四，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而这个增长不仅仅是GDP的一维增长，而且还有结构改善和技术进步。比如说中国的高新技术区聚集区除了北京深圳外第三大就是在成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基础。这也意味着，中国产业正在向欧亚腹地延伸。
上述四个变化，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方向的出现，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一组相关产业开始形成，尽管目前他们还很弱小。所谓宏观调控就是为这些弱小的嫩芽遮风避雨，所谓的改革就是为这些嫩芽的茁壮成长改良土壤、改善灌溉、创造适宜的环境。如果让他们成长为参天大树，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期可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经济已经基本见底，尽管我们认为将不会有更大的反弹，而将呈现出L型。但是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质性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要抓住这个契机，推进改革，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