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进出口经理人
刘利刚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中美贸易摩擦以美国对中国反复无常的出口加征关税为信号，产生首当其冲的影响便是全球供应链的深刻变化。经济学家预言，以全球供应链转移为代表的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变化会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影响将在2020年逐步达到峰值。对于全球供应链是否会很快离开中国这一全球关切问题，花旗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发表了以下洞见。
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供应链承压
刘利刚首先指出， 中美关系的结构性转变必将对中国现有的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工资和土地要素价格上涨、高税收以及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就已经提高了中国的制造成本。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将电子和其他高科技供应链挤出中国。尽管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尚未严重恶化，甚至一度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增长，但数据并未显示它们未来的投资意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和美资企业，纷纷关闭在华相关业务或迁移部分产能。例如，美国苹果公司希望将高达30%的产能转移到中国以外，这意味着7家在中国大陆的台资零部件供应商将要转移部分产能以避免关税。
在华外资企业对出口贡献显著
刘利刚坦言，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雇佣着大量劳动力，对出口增长作出了显著贡献。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数量在2013年达到了2960万人的高峰，此后开始下降，部分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截至2017年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就业258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6.1%。而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要大得多（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达到峰值后，外资企业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18年，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商品1.04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1.4%。从省市细分来看，广东的份额最高，占其出口总额的28.4%，而江苏、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位列第2～4位。鉴于这些省份的外资企业出口所占份额巨大，它们也最容易受到供应链变动的影响。就对美国出口而言，刘利刚认为，外资企业对美国出口总额所占份额甚至高于41.4%。数据显示，只有30家中资企业跻身对美国出口前100强企业之列，中国大陆台资企业在向美国出口产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调查显示更多美资和台资企业计划离开
刘利刚表示，各方调查结果显示，更多在华美资企业和中国大陆台资企业计划撤离，而欧盟和日资企业受中美贸易战摩擦影响相对较小。
美国中国商会针对239家在华美资企业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决策，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业务。
普华永道针对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调查显示，40%的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和采购策略；39%计划将未来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29%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刘利刚特别指出，这些数据仅仅基于公司的情绪，并没有代表实际行动。
欧盟跨国公司的情绪则平静很多。大多数欧盟跨国企业的经营战略（68%）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改变，其中8%的公司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对其没有影响，只有6%的公司表示已经开始或计划将相关供应链移出中国，4%的公司考虑或已经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9年3月的调查显示，37.3%的日本公司承认受到不利影响，另有37.3%的公司表示没有受到影响。有趣的是，尽管存在贸易争端，但预计未来在华业务扩张的日本企业比例在2018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达到48.7%。本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85.4%）和高增长市场潜力（39.6%）被认为是日资企业在中国业务扩张的主要原因。
以上调查也印证了中国大陆台资企业和在华美资企业服务于美国市场的比例高于在华欧盟和日本企业。自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前100家外资出口商中，只有2家公司来自欧盟和日本。此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还显示，日本公司在中国的产量只有1/100流向了美国。
全球供应链不会快速从中国转移
尽管市场情绪对在华运营的美资企业和中国大陆台资企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刘利刚认为，以下四大因素仍将减缓全球供应链迅速从中国转移。
1.尽管成本不断上升，但劳动生产率仍然很高
尽管中国的名义平均工资增长了6.6倍，但其实际劳动生产率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提高了4.2倍。虽然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者仍然勤奋敬业。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进了工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大量的非技术劳动力市场向日益成熟和福利化的劳动力市场发展。
2.高效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在对待外国投资者方面更加成熟，政策环境更加稳定。同时，高效的基础设施是中国的另一个优势。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指数显示，在中国获得电力的便利度比企业计划迁移的其他大多数目的地更高一些。
3.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相对较高的增值分享
中国已经开发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大部分商品可以在本地采购。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中国国内增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5年的73.3%上升到2016年的83.4%。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向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值价值链转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份额高于除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大多数其他热门转移目的地。
4.在其他经济体重建供应链需要巨额投资
如果需要估计有多少投资才能消化掉中国的出口损失的话，可以将资产周转率（销售额/资产）作为一个粗略的基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亚洲新兴市场指数计算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亚洲新兴市场的资产周转率在2002年达到41.1%的峰值后，下降至25%以下。换句话说，这一比率意味着需要4美元的投资才能产生1美元的销售额。假设资产周转率为25%～50%，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50%（2500亿美元）转移到非中国的新兴市场国家，将需要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5000亿～1000亿美元。由于5000亿美元相当于2018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印度尼西亚的约50%，泰国的100%，马来西亚的130%，菲律宾的150%和越南的200%，刘利刚认为，这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增加投资以取代中国。它们最终可能会做到，但即使不是10年，也需要很长时间。
供应链转移对中国就业影响可控
刘利刚估计，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台资企业可能会陆续迁移。也就是说，如果30%～50%的台资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ICT）离开中国大陆，这意味着将引发177万～295万人失业。考虑到在华美资企业的总就业人数为225万人，假设有同样比例的美资企业迁移，就业岗位将减少68万～113万个。加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粗略估计，由于供应链迁移而导致的总就业岗位减少可能达到300万～500万个。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相对于2019年新增11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以及供应链迁移影响就业岗位减少是一个较长的时间释放过程，它将不会在中国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冲击。花旗银行认为，任何潜在的失业冲击在国家层面都是可控的，但某些地区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相对严重的失业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