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与的演讲风度与一些媒体学者的文学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精巧选择角度与细节，渲染了小微企业和底层居民贷款难的案例，以及所谓草根创新的金融悲情。不过避开两个重大大问题：一个是传统金融的贡献，以及调整金融结构的关键所在；二是次贷消费的弊病，以及监管套利的投机所在。脱开用数百年金融危机史铺路而打造的庞大金融体系共识，去极力赞颂小恩小惠的所谓普惠金融，逆反心理与角落心态跃然。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服务确实与之不匹配。鉴于银行的刚性负债，利差收入基本无法覆盖小微群体不良率，尤其在经济下行阶段，群体性金融风险更是频发。如果是传统产业链上的小微，最好通过上下游供应链金融（订单融资、票据融资等）以及贷款的流动性重置安排（比如适当的借新还旧与展期等）。如果是科创型小微，则活跃的资本市场才是融资主渠道，风险投资有自己的一套金融逻辑，众所周知，美国硅谷与华尔街已经非常默契。
其次是消费贷款问题。中美老太太与房子的故事为提前消费提供了很好的金融画面（记住，这里背后仍然有房子的抵押），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提倡消费引导经济复苏的论调。消费的钱可以贷款来，却忘了还款的钱应该从收入中来。经济下行，薪酬难以保障，中国许多家庭就自然依靠储蓄或者代际财富（父母的钱包）来度过青黄不接，没有多少理智家庭会大张旗鼓去借贷挥霍，贷款消费一般是无奈之举。再不成就只好寻求公共救助等等。过度负债消费伴随着高利贷是走向灭亡的最直接方式。 如果用消费贷款去投资或者投机，那就已经跑题了，就此别过。“大众创业大众创新”，现实太骨感，只能寻求风险投资，别无他法。
演讲与各种文托还炮制出新旧金融体系与监管体制的对峙。首先，金融体系有新旧之分否？从原生金融角度，金融体系不外乎以借贷文化为主体的金融中介服务（信贷机构与债券发行机构）以及以股权募集为主体的投资银行服务。中国金融结构以前者为主，后者发育不足，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创新资本与民间资本形成不足。但看美国资本市场对小微创投的金融服务，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机理。纳斯达克早已存在，运作良好，无谓新旧。中国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学习资本市场运作，提倡股权文化，弥补债权文化的偏差。此乃正道。如今，大行其道的普惠金融，在大数据科技的旗帜下，在各路银行的助贷下，突破传统风控思维，促进消费贷款，且不谈金融伦理，只看其借贷管理，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原始本质与运行逻辑。首先是风险控制，高利率覆盖违约率，纯正的传统思维。不用抵押的纯信用？一旦违约，由于新经济的互联网场景，自然有手段让你寸步难行。这已经不仅仅是资产的抵押，而是生活的绑架。这不是什么新的体系，只是新的手段。另外，金融机构都在推进大数据管理，央行的征信系统也是不打折的大数据。这里也没什么新旧体系之分。高利贷次级贷古来就有，披上高科技大数据的外衣就成新的体系了？金融体系不仅仅是传统银行，还包括资本市场，还在生生不息日夜轮做的资本市场是旧的还是新的？
由于法币供给的理论无限性，以及部分准备金体制下的货币内生，金融体系容易产生过度杠杆，巴塞尔协议正是为了约束金融过度杠杆，规避风险而产生的全球金融共识。从巴一到巴三，屡次吸取金融危机教训，与时俱进完善监管规则，似乎不能说是老。以“银行助贷”、ABS相结合的金融行为，如果再加上金融衍生品制作，突破了金融杠杆限制，放大了投机。一旦失控，就是活脱脱的美国次贷危机翻版。资本市场的规则管制也是日新月异，围绕着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进行着各种制衡。孰新孰旧还真难以划线。
储蓄安家与财富代际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与文化，适当理性的消费观与储蓄观支撑了家庭的稳定与延续，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社会积极上进的动力。高福利制度与高提前消费并不能成为中国制度的主旋律。“决策从国家宏观战略资源的长远计，应该对普恵金融和消费金融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鉴于消费金融的纯商业属性，对其申请使用人群的年龄，家庭的总未偿负债的额度，和贷款利率等都应该做出明确的监管要求，并考虑就消费金融立法”（刘煜辉）。同时，基于大数据所特有的公共产品性质，也必须尽快对大数据的采集、储存与适用进行立法，界定产权，完善授权。这样，才不至于滥采滥用数据，真正保护百姓权益，真正实现“普惠”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