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供给侧改革》一书，作者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黄志凌，有删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保持了年均近两位数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有分析认为，要通过降低增速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迫使上述问题解决，否则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调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问题难以解决，民众生活质量难以提高。其实，这种思路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正如增速快了可能会带来上述这些问题，简单地把增速降下来也并不能自动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把过剩产能简单地去掉，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工厂都关了而不是从技术改造升级着手，从加强环保的执法监督着手，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即在加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状况下，我国仍需要而且也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这种思路无疑更加积极主动。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国内市场远未饱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全面启动，改革红利不断被释放，我国经济增长获得了一系列基础性支撑。特别是在技术改造投资力度加大的状况下，我国经济运行与过去粗放型增长也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对比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难发现经济增长放缓一般都出现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因而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成为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理由。而且国际经验还表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如果经济增速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犹豫，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在这方面，日本、韩国、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有一系列的经验教训。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随后的20年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速，相反还在提速，直至进入到高等收入国家行列。韩国亦是如此，甚至韩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仍维持了一段时间8%左右的高速增长。相反，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导致长时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拉美国家尤其如此。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大量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社会流动性下降等。换句话说，“未富先老”的我们，在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很可能会被老龄化拖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适合老龄化社会的分配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不会过多地进行私人储蓄来“防老”，多增加当期的消费和投资，让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出现高度一致性看淡预期，这对促进供给能力提升，解决去库存化、化解当前较为严峻的产能过剩矛盾问题，进而对经济复苏增长，实现提质增效升级等，都将产生极为不利影响。如果任由高度一致性看淡经济预期持续下去，则将产生经济陷入快速收缩的恶性循环，我国经济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积极着手解决当前经济预期高度一致性看淡问题，从供给端发力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在全球上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大小，更取决于经济的技术含量。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出口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但是也应该看到，受制于供给能力约束，我国产品全球竞争力整体水平并不高，世界主要名牌产品、奢侈品牌，我国基本上处于空白，绝大部分为发达国家所垄断，极大影响到我国的生产品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还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水平。如果我国单位GDP能耗达到世界平均水平，GDP总量在现在基础上可提高36%，如果达到美国能效水平，可提高70%，达到日本能效水平，可提高170%。因此，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由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贸易强国，必须提升供给能力，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
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多地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我国产能过剩已较为严重状况下，货币政策调控并不是简单的松紧银根、收放流动性问题，要通过产业信贷政策调整匹配现代产业政策，引导利率水平下行，吸引民间资本加入等，切实增加有效供给能力。近年来，央行通过加强精准调控、定向调控等，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相比而言，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更为显著。要进一步通过加大税收增减、财政补贴等方式，促进生产质量、供给能力的提升。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很大，需要加大稳增长力度的境况下，要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后能较快率先恢复，与政府适时适度干预市场，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是分不开的。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为对冲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财政政策可以用“果断、迅速、力度大、针对性强”来形容。2008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从2007年的1607亿美元激增至4590亿美元，2009年进一步大幅扩增到14127亿美元，占GDP比例从2007年的1.12%上升至9.8%。由于危机仍在演绎，经济未能得到好转，美国财政刺激经济力度在随后的三年仍较大，联邦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维持在较高水平。在经济复苏态势逐步确立，私人投资和消费开始有力拉动经济增长后，出于平衡财政赤字的考虑，美国政府投资与消费逐年缩减，联邦财政赤字及占GDP比例显著下降。可见，美国经济不仅依靠私人消费和投资要素带动，也非常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与此对应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2008年希腊等应对危机举措不当，经济长时间陷入衰退萧条，复苏艰难的景象。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2008年希腊等爆发债务危机后，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在经济明显处于下行状况下，政府不但未能采取扩张措施刺激经济发展，相反还采取紧缩政策，从而使得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如希腊在经济衰退加剧境况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还从2009年的15.6%下降到2012年的8.9%，政府干预不当产生严重后果。
借鉴他国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加强结构调整，防范通货紧缩，此时更需要大力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去杠杆化要把握好力度，稳妥推进。
全面深刻地认识商业模式革命对优化供给，促进消费，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作用。提升供给能力，增加有效供给，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装备水平，还有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从现在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商业已经显示出未来的一个方向，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当前社会还主要是从搞活市场这个角度来看待商业模式革命，这种对商业模式革命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不够。商业模式革命不仅对唤醒实现潜在消费需求，提升供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意义重大。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其中很重要体现在经济运行效率方面，但近年来这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仅从物流运行效率方面来看，201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从2011—2013年间的18%左右下降到15.2%，与美国、日本、德国等的差距在1—2年间缩小近4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我国物流运行效率将很快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商业模式革命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市场占比还较低，2013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7.78%，2014年增长至9.39%。因而，继续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保持商业革命全球领先势头，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