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遭受重创，而中国及时启动内需战略，经济增长虽然也出现剧烈波动，但总体上依然保持较高速度，以至于在危机期间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全球最大贸易经济体、GDP总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所谓的经济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甚至与真正的经济强国不在同一行列。经济大国崛起为经济强国，表象特征很多，影响因素很多，实现路径也很多，其中发达的本土金融支撑和指向性的全球金融布局以及本币国际化则是必不可少的。在深入研究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中，我们必须构建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制定一个全球视野的大国金融战略。
一、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强国都离不开金融助推
审视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历史，不同时期世界经济强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金融的加速和推动作用。早在17世纪，荷兰就利用飞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和高效健全的金融体系，迅速称霸世界。1602年，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609年成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证券交易所和银行的设立使得荷兰的金融业得到空前发展，再加上荷兰当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荷兰盾就顺理成章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阿姆斯特丹也发展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如果说17世纪是“荷兰的世纪”，那么，18、19世纪就是“英国的世纪”。英国的崛起得益于三次革命，分别是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1689年的“金融革命”以及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其中，“金融革命”对英国崛起的影响更为深远，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至少不是其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未导致工业革命。因为业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资金以及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便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产业阶段，‘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正是在金融革命的强力助推下，英国经济才迅猛发展，18世纪后半叶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头号世界经济强国。到了1816年，英国制定了“金融本位制度法案”，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并于1821年正式启用金本位制度，再加上英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很快就确立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伦敦也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从此奠定了英国近一个世纪的世界强国地位。
与荷兰、英国的崛起不同，美国的崛起在于抓住了二战后的历史契机，但金融的强大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二战后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英国经济遭受二战重创，实力大为削弱，黄金流失严重，导致缺乏足够的黄金储备来支撑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而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实力而得到稳固，并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成就了美国政治、经济、金融的世界霸主地位。
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二战后，日本采取了超前的金融发展战略，不仅使经济迅速从战后废墟中恢复，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一举问鼎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经济的全球扩张，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也走向全球进行海外投资和开拓市场，到80年代末，日资银行基本垄断了全球前四大银行地位，在全球信贷市场的占有率一度高达30%。此举表明日本政府早在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金融强国对经济崛起的重要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不得益于金融的强大，金融起到了引领、助推和加速作用，一国只有拥有强大的金融体系，才能凭借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享受巨大的经济收益和特权，才能成就经济强国。
反过来看，近代中国及他国历史经验与教训，也深刻阐述了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性。近代中国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是中国经济由盛及衰、金融由强变弱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快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掠夺，1845年外商银行进入中国，逐渐掌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垄断外汇，控制中国的金融与财政。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金融掌握在外商和外商银行手中，出于军事、政治和兴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对外商银行采取退让和依附的政策，向外商银行乞求贷款。北洋政府时期，外商银行收买、扶持不同的军阀势力，并将其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加强控制中国的金融与财政，造成中国经济金融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有所发展，对外商银行的依赖有所下降，但退让和依附的政策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外商银行对近代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可谓是灾难性的，外商银行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并通过对钱庄的渗入控制中国的经济金融命脉，导致国内金融业成为外商银行的附庸与傀儡；对中国新生的民族银行业进行抵制和打压，并通过不断地制造金融恐慌，最终控制中国金融的领导权。近代中国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金融的强大就难以实现经济强国梦想，就难以实现大国崛起，建设金融强国既是我们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二、中国金融现状与中国经济地位不匹配
一般而言，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强大与否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标准：一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服务体系，国内金融机构要有国际竞争优势，具有跨境服务与跨境经营能力；二是具有发达且规模足够大的金融市场，能够左右全球资金流向，影响国际市场资产价格，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和修改上有足够的话语权；三是货币的国际化，本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主要交易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全球强势货币。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1978年相比，今日中国从经济总量、人均GDP、制造业产值、贸易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等综合指标看，俨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然而，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作为经济强国，不仅需要排名靠前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必须具备开放并能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且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还远远不够。一是中国目前的融资方式主要集中在银行直接融资，股市、债市等直接融资方式只占到14%，而美国2013年的直接融资比例已经达到88%，目前还在不断上升。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产品还是交易体量都很小，而美国拥有发达的衍生品市场，产品极其丰富，体量极其庞大。二是中国的金融行业在应对市场化的挑战中还处于探索时期，盈利方式、管理模式，风险应对能力等竞争力还不足以面对国际化的挑战。金融体系全球化程度不高，国内金融机构缺乏国际竞争力，跨境服务与经营能力不足。国有四大行虽已跻身全球前十大银行，但国际竞争能力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4年，工、农、中、建四行境外资产占比分别为7.10%、3.72%、27.41%、5.66%，境外利润占比分别为5.20%、1.79%、22.98%、2.01%，四大行境外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高于境外利润占全部利润比重，这说明四大行境外获取利润的能力不足。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够。目前，人民币仅仅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还有待时日，当前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占比仅为2%左右，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占比仅有1%多，而其他储备货币占比分别为：美元61%、欧元24%、日元4%、英镑3.9%、加元2.0%、澳元1.9%。
三、金融强国战略的核心是做强国内金融市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是决定大国兴起的关键。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除了1929~1933年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以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外，在绝大多数时期，美国经济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究其原因，最基本的动力就来自于科技创新。美国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科技进步和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革而日益明显。实际上，每一次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与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前进的内生因素，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无可替代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则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生力量。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远无法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相比，这就意味着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规模还无法满足国外投资者的需求，无法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足够的流动性和可信度；现有金融市场容量也无法抵抗全球资本冲击，一旦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大量资金进出中国金融市场，在市场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的情况下，这将会引起中国金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最终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危害。因此，中国亟须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提升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推进产品创新和多样化，尤其是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形成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一方面，增强国内金融市场容量。对中国而言，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完全暴露于全球资本的自由冲击场景之中，如若金融市场的容量不够，难以抵抗来自全球的资本冲击。尤其是在债券市场的容量还不够大的情况下，大量资金进入或者流出中国市场，将引起利率和债券价格大幅上涨或者下跌，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直接危害。比较目前人民币和美元的本土金融市场容量，美国供全球投资者选择的风险较小的固定收益市场总额在2012年就达到38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比例高达240%；而截至2013年10月底，中国债券市场总额只有4.86万亿美元（约30万亿人民币）。由于市场容量的巨大差异，在相同的开放环境下，等量国际资本流动对市场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产交易与财富管理功能。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已不主要是货币交易中心，更重要的是资产交易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人们拥有的财富和资源也在不断增加，当财富总量和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就会超越静态意义上的资产安全性要求，希望提供增值、避险、组合和一体化金融服务，其中对存量财富的管理和资产配置需求最为迫切。相对实物资产而言，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具有显著的优势；而且金融资产与经济增长通过资本市场建立了市场化函数关系，这种函数关系具有一种杠杆化效应。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可以大幅增加社会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使人们可以自主而公平地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水平。对于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果希望得到外国投资者的认可，必须具备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的功能。
虽然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是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在规模、结构、资源配置、财富管理、全球地位等方面进一步发展。首先，就总量规模来讲，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到2020年应达到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相匹配的要求；其次，资本市场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建立与股票市场规模相近的企业债券市场，弥补企业融资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为投资者创造风险相对较低的投资品种，优化资本市场的风险结构；再次，不断优化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产业结构、实现投资工具的多样化，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和财富管理功能；最后，允许国际投资者自由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优质企业在中国上市，真正实现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展望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高增长的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高储蓄率又为未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这一切，既给中国的金融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又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加快推进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以进一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在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全球最大的养老金融市场，迫切要求加快金融全球化进程，以提高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四、实施全球化金融战略应高度关注路径选择
（一）金融走出去的基础条件
金融发展具有互通性，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往和协调、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全球扩张之路，总结中资银行的海外发展经验，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走出去必须具备四个因素：
第一，经济实力是基础。唯有国家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金融才能够走出去。回顾西方经济发展史，英国的金融能够垄断全球与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美国在全球的金融扩张也是基于日渐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当一国的经济实力尚未达到一定水平，“金融走出去”只会沦为一厢情愿的口号。当今，中国已跻身全球经济强大国家之列，已具备支撑金融走出去的强大经济实力基础。
第二，唇齿相依——走出去与贸易。贸易是金融走出去的必备条件。即使一国的经济实力强大，但若该国市场封闭，进出口贸易量低，则该国并不具备金融走出去的条件。
第三，金融机构自身必须具备匹配实力。金融机构是金融走出去的“具体执行人”。唯有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具备全球服务能力和跨境经营管理能力，金融才能够成功地走出去。
第四，比较优势助力金融机构走出去。美国金融称霸全球主要靠其更具全球竞争比较优势的投行，而非商业银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投行以辅助企业在欧洲市场融资为起点，开始拓展海外业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大型投行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与此相对，美国的商业银行始终不热衷于国际化扩张。
因此，金融机构是否需要走出去，应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做出选择。一方面，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需要走出去；另一方面，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必须具备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结合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融资方式仍旧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这就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必须以银行业为先锋。近年来，中国国有银行相继上市，使中国银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理结构、发展潜力、资本充足率等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国际化的银行必须具备国际化的网络，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人才的积累、管理水平的提升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基础。
（二）中国的金融业走出去必须权衡的几大问题
第一，现阶段，中国金融走出去的关键词是“跟随”，中资银行应跟随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目前，中资银行尚不具备海外落地经营能力，对海外市场缺乏深度认识，无法准确提供当地市场所需产品和服务。因此，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应是现阶段中国金融走出去的主要着力点。其实，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策略定位清晰——以适应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产品为主，主要服务其本国的客户。如在进入中国市场后，日资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基本依赖进驻中国的日资银行，这些日资银行的服务对象也基本锁定本国的跨国企业。
第二，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方式需要权衡。金融机构走出去，不仅可以到国外成立分支行，也可以考虑兼并、控股方法。布局方式各有特点，金融机构需权衡各方面因素做出选择。结合日资银行海外并购的教训，并购重组并非易事，必然面临文化隔阂。目前，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是中国金融走出去中的一笔“大交易”，而其他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重组都只是“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也是一种走出去的学习和实践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不需要进行大型的海外并购。从“小打小闹”中学习和积累经验，谨慎面对大型收购重组。金融机构在筹备大型收购时，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把各种并购方案综合考虑在内。
第三，地理区域布局必须权衡。金融走出去必须为国家的战略服务。举例而言，18~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走出去与其帝国战略紧密相连。在美国对其周边国家的控制中，金融控制的威力不可小觑，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中资银行海外机构主要布局在成熟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发达国家市场，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容量较大，法律制度、市场规范较为完善。但是，在中国的国家战略版图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占据重要位置，中国与其贸易及投资额不断增长，不过，中国金融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小，需要把海外布局工作做适当调整，大幅提高在这些区域的覆盖面。
（三）大型银行在金融走出去中的定位
中国大型银行是实施强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力量，当前应该以“支持货币全球化、金融网络全球化、金融业务全球化、金融交易全球化”为抓手，增强服务能力、风险防御能力和盈利能力，促进对外开放和两个市场的深度融合，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一是支持本国货币全球化战略。战略性扶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完善离岸人民币产品序列，打造人民币清算行优势，逐步掌握对境外人民币业务的定价主导权。建立和完善包括人民币清算机制、自由开立的人民币账户制度、以银行为主体的境外人民币供应渠道和以资金回流为主体的境外人民币运用渠道等境外人民币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大力支持央行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等市场化机制改革，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二是推动金融网络全球化建设。积极进入海外市场，通过自设、并购、代理行合作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快全球化网络布局，基本覆盖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和金融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全球网络。建立海外资金运营中心，规范海外机构资金来源与运用，利用海外市场低成本融资功能，广泛吸收低成本跨境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建立海外区域经营管理中心，实现海外业务发展的统筹协调、授信风险和集中管控、中后台的集约化运营、人员的统一管理调度。加大海外机构本土员工的引进、培养和选拔力度，建立本土化的业务运作和市场营销体系。
三是加快金融业务全球化转型。积极开展全球授信、现金管理、账户管理、供应链融资、信用卡、网银和跨境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打造无国界、无时间限制的金融服务平台，满足跨国企业集团开展全球化采购、生产、配送、销售和资金调配的需求。加强境内外机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开展全球客户关系管理，提升对“走出去”、“请进来”客户多元化需求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企业打造本外币、境内外“一站式”的综合服务。尽快改进当前业务发展高度依赖国内市场的局面，加快推进海外机构落地经营，提升境外资产占比和盈利能力。保证海外机构资产增速不低于银行集团的整体增速，力争进入当地主流银行行列。
四是推进金融交易全球化布局。在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建立金融业务交易中心，打造全球化、全天候的金融市场交易能力。构建全品种、全市场、全球化的产品线，加强境外人民币产品创新能力。积极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大力拓展上海自贸区、沿边重要口岸等特殊功能区的金融业务，增强对国家改革开放试验区的金融支持和服务能力。总之，在全球金融版图和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剧变之时，中国更有必要思考自身的金融战略，以什么样的目标和策略去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五、人民币国际化应着眼于长远考虑
放眼世界范围的国家兴替、民族盛衰，同样不难发现：一国货币在国际经济中的沉浮，往往伴随着大国的兴衰更替；而本国货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亦成为大国实现长期强盛的重要基石。19世纪，英国长期保持世界霸主地位，英镑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用，直到一战前，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19世纪末开始，美国迅速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两次世界大战更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并最终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重建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华尔街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各国货币纷纷脱离金本位制向信用本位制转变，作为货币背书的信用基础越来越取决于本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正如20世纪6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和债权国，日元国际化迅猛发展，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而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停滞，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则迅速下滑。1995年欧元诞生，依托欧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大实力，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那么到底什么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为什么大型经济体都对本币国际化梦寐以求？
所谓国际化货币，主要是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在境外作为计价单位、交易媒介、价值贮存以及投资手段等并得到广泛使用，其具体执行的货币功能包括：计价货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等。中国媒体间流传着几种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动机的说法。
一种观点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加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这种说法将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操作难度提高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尚未实现国际化，这显然是不对的。2005年之前，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不受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事实上，大型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程度越高，政策变动的冲击力越大，其货币政策越要顾忌其他国家的利益。
另有一种说法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增强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帮助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获取定价权。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主要由其经济实力、经营管理机制、人才和客户等自身因素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对增加其竞争力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作用不大。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的定价权也不可能因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而取得，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提高境外金融交易的人民币计价比例，至于最终的定价权力则由参与交易的双方市场力量决定。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可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获取铸币税，也可以加速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的确可获取一定的铸币税，由于中国当前外汇储备充足，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取得铸币税对中国实际意义不大，笔者认为获取铸币税也不能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同时，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与人民币国际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前者也不是后者的根本目的。
以上对人民币国际化动机的说法缺乏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对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起不到支撑作用，反而平添了美国等主要国际货币国家的担忧，给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制造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是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是为了促进这个趋势的发展，并且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利益不受侵害，具体表现为：降低中国企业交易成本、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便利条件、降低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承担的汇率风险、减少外汇储备压力等。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实力与地位变化的必然趋势，更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一种货币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需要具备一系列客观条件：一是发行国或发行经济体政治稳定且在国际上的影响强大；二是发行国或发行经济体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济开放程度高且对外贸易额巨大；三是发行国或发行经济体拥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完善健全的金融市场；四是政府支持本国货币国际化，并推行有利于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政策；五是发行国货币币值稳定，具有较好的信誉。应该说，人民币已经具备了这些客观条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动机问题。一般来说，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动机有三个，即购买中国产品和服务、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及购买以人民币标价的金融资产。其中，中国现行的政策环境虽然能完全满足第一和第二个动机的实现，但激励的力度明显不足；而满足第三个动机所需的条件则较为复杂。如果持币者选择在中国境内购买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则中国需向境外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即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如果持币者选择在境外购买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则需培育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为持币者提供充足的人民币金融工具。目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较低，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深度不足，成为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主要动机集中在套利方面，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健康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是尽快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自由兑换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境外市场与境内市场之间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其二，境外市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其三，境内市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目前，在不涉及人民币回流的情况下，境外人民币完全自由，境外市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人民币最终的购买权和收益权对应的是境内市场，如果切断了境内外市场间的自由兑换通道，境外市场的人民币也失去了真正自由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和2010年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超低，人民银行为进一步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设立RQFII，允许境外三类机构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原因。因此，如何实现境内市场与境外市场之间的自由兑换，已经成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
三是提升对外输出人民币的能力。金本位制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黄金产量增长幅度远低于商品生产与交易增长幅度，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不能满足全球范围内媒介商品交易的需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稳固，与美国常年“双逆差”（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除少数年份之外，美国基本处于“双逆差”的状态）向全球输送美元的局面有一定关系。日本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持续推进所谓的日元国际化，但成效不显著，在目前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非常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贸易顺差国，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为促进日元的输出，日本建立了海外协力基金（OECF）和输出入银行（JEXIM），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黑字环流”计划，向外输出日元）。人民币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不仅要解决境外持有动机、消除持有障碍，还必须提升对外输出供应能力。
再次，经济实力强，不意味着该国货币就能自动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主动推进。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能超越美国，可支持人民币在相应时间内成为国际货币。实际上，美国早在1894年GDP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13年其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工业产值之和。但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署，美国才确立了美元的国际核心货币地位。从GDP跃居世界第一到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美国整整用了50年。显然，人民币国际化还必须从战略的角度加以主动推进。
如果国际收支的“双顺差”长期存在，则无法向世界提供充足的人民币。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同时，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长期、大量进入中国，资本项目下也出现了资本净流入的顺差状态。自1994年开始，中国的国际收支一直为“双顺差”。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而且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互换”，或者扩大资本项下人民币流出，降低资本项目顺差规模的方式向国际市场输送人民币。
人民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支持重要经济体选择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容量与深度也还不够。这两个方面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资产。因此，通过中央银行货币互换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储备地位，尤其是人民银行与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规模十分重要。
人民币国际计价货币功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板。人民币的国际计价功能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私人用途和官方用途中，承担价值衡量和记账工具职能。相对于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职能，目前人民币的国际计价职能严重滞后。例如，虽然中国已逐渐成为大宗商品消费大国、贸易大国，多个品种进口数量高居全球榜首，但全球大宗商品的标价以美元为主。通常而言，某一货币是否能作为国际计价货币主要与如下因素相关：一是通货膨胀，通胀率低、币值稳定的货币更有可能被选作贸易计价货币；二是汇率变动，进出口双方选择计价货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稳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国家的货币；三是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进出口双方更愿意选择兑换成本最低且能被其他国家贸易商普遍接受的货币，这就要求该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有发达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以及完善的货币市场工具；四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如果一种货币还没有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境外持币的风险与成本就比较高，这种货币在与其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的计价竞争当中，就会处于劣势地位。从这些方面来看，人民币充当国际计价货币的路途还十分漫长。
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走出国门，让全球的投资者接受和使用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成功，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中国政府应尽可能呵护市场、只能以市场引导者身份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过程，既不能放任市场波动与投机，但也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