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总人口数量约为14.1亿人，相较于六普数据增加7205万人，年均增长率由0.57%小降至0.53%。
从年龄结构来看，七普数据显示，与六普时相比，我国人口结构呈M型增长，老龄人口和低龄人口比例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考虑到我国45-65岁群体占比较高，且出生率较低，老龄化问题或进一步加剧。
从城镇化率来看，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3.9%，较2010年提升14.2个pct。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到3.76亿人，较六普数据增长69.7%。人口向发达地区集聚，东部地区成主要流入地。东北、西北地区人口持续流失。
随着城镇化推进，居民结婚与生育意愿降低，家庭户户均人口规模由六普的3.10人降至2.62人，社会原子化趋势渐强。
从人口素质来看，国民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8930人上升至15467人。
展望未来，释放“工程师红利”是对抗“老龄化”的关键。从德国经验来看，德国第二产业通过人均产值的提升，在劳动力人口几近0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2010-2019年年均2.8%增长。
与美日德相比，我国“工程师红利”的开发效率偏低。“工程师红利”与产业结构升级相辅相成。产业结构更高级的地区，高素质人才的科技产出效率更高。未来仍需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科技水平，以“工程师红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事件：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点评：
2010-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均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改善。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较2010年4550美元的人均GDP翻番，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增大，GDP增速自2010年起缓慢下行，步入增速换挡阶段。人口红利的下降，无疑是GDP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也因此当前各界对于人口结构的关注度在持续上升。
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结构的调整相互影响，并且不断深化。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老龄化”和“城镇化”。两者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并且其对于我国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影响仍在持续。
一、人口M型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总人口数量约为14.1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5万人。全国人口2011-2020年间平均增长率约为0.53%，较2001-2010年间的0.57%小幅下行。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与六普相比，我国人口呈现M型的增长，60岁以上人口和0-14岁人口的数量和占比均出现提升，但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均出现下降。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3.5%，分别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5.4、4.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0-14岁人口的比重录得17.95%，较六普上升了1.35个百分点。
从低龄人口来看，2011年以来随着我国“二胎政策”逐渐放宽，新生儿人口增速出现短期抬升，一定程度上抵减了人口增速下行压力。但是2018年以来，二胎政策效果渐褪，新生儿人口出现大幅下滑。5月11日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披露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约为1200万人[1]，是自1962年以来的最低值。
而从现有数据来看，未来出生人口数量或仍有进一步减少的风险。一方面，近年来持续攀升的教育、住房成本，崇尚自由独立的社会氛围，使得我国居民无论是结婚意愿还是生育意愿均出现下行。另一方面，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稳中有降，且男女比例失衡问题较为严重。这意味着我国育龄妇女人口数量也将逐渐下降。因此，未来我国人口压力预计只增不减。
从老龄人口来看，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时即认为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定义为“中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则定义为“重度老龄化”社会。从这一标准来看，我国目前已经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并且后续面临着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2019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45-54岁、55-64岁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为13.1%和16.1%，均高于65岁及以上人群比重。这意味着未来20年我国老龄化的压力将继续上升。
而从内地各省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除西藏外其他省市均进入老龄化，不过老龄化程度有所差异。东北、川渝、长三角、湘鄂等省市，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14.0%，率先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西北、闽粤、云贵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较慢。其中，闽粤地区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其年龄结构相对年轻，0-14岁人口占比亦明显高于相同经济水平的省份。
二、社会模式转变与城镇化
在社会经济发展下，我国城镇化率的水平稳步提升。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3.9%，较2010年提升了14.2个百分点，有2.36亿人进入城市生活。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稳定在80%左右，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但提升难度有所增大。
此外，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45.4%，意味着仍有2.6亿群体无法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各项红利。而本次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流动人口数量达到3.76亿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增长了69.7%。充分保障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降低常住人口落户门槛，是我国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内容。预计“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常住人口户籍化政策的推进，两者之差或逐步收窄。
城镇化的推进意味着城市生活模式的推广，其对于人们生活方式亦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人们的结婚意愿下降，结婚率不断走低而离婚率不断抬升。城市生活赋予人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更强的个人意识，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体系以及不断上升的结婚成本，使得婚姻不再成为人们唯一的生活模式。
其次，快速城镇化降低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教育、住房等配套公共设施的供给却迟迟无法跟上。教育和住房属性双加成的学区房节节攀升的背后，折射出社会生育成本的大幅走高。
最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特点，使得以往家族式的生活模式被打破，核心家庭、单身家庭日益成为主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家庭户户均人口约为2.62人，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原子化的社会模式进一步加强。
从人口分布变化的趋势来看，东部省份人口占比上升明显，而东北、中部地区则成为人口占比下降的主要区域。黑龙江、吉林、辽宁人口占比下降了0.60、0.34、0.2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位居前三。从人口绝对数量变化情况来看，广东（+2171万）、浙江（+1014万）、江苏（+609万）、山东（+573万）、河南（+534万）等人口大省增长最为迅猛，而东北、山西、内蒙、甘肃人口则已经陷入负增长。人口增长之外，东部沿海地区相对适宜的居住环境、较为丰富的就业机会、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亦使得东部地区的人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但是近年来，长沙、武汉、成都、西安等一批中西部重点城市的吸引力逐步提升，或有望一定程度上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
从人口数量变化与当地房价涨幅的情况来看，两者大体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人口数量增长越多的地区，相对应的房价涨幅亦相对更高。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海南等地由于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更强的政策支持，房价涨幅远高于当地人口数量的涨幅。
而中部地区、川渝地区尽管人口增长较多，但是房价涨幅与人口大幅流出的东北、西北地区差距不大。中部、川渝地区尽管人口数量增长，但是七普相较于六普的人口占比却明显走低。人口优势的相对转弱，劳动力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或是其房价涨幅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此外，中部、川渝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房价管控力度相对较强，对于房价涨幅亦有影响。
三、人口素质提升
本次普查数据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8930人上升至15467人，提升幅度高达73.2%。人口素质的大幅度提升，意味着我国未来“工程师红利”将得到持续释放，对于我国经济质量、科技水平提升将起到重要支撑。
四、经济增长的未来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两大重要趋势，“老龄化”和“城镇化”，并且仍将在下一阶段延续。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出生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有限的劳动力人口向核心区域集中
核心家庭、单身家庭持续强化，社会原子化趋势渐强
人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人口素质持续改善
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无疑是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于经济整体增速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看，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会压低经济潜在增速的水平。但在实践中，老龄化对不同国家经济的影响并不相同。从日本、韩国的表现来看，其GDP增速与劳动力人口增速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劳动力拐点的到来确实加大了社会经济增长压力。
但是，从德国经验来看，国家仍然可以通过科技水平的提升、机械设备的应用，来提高经济生产效率，以质量提升弥补数量损失，提升人均产值水平。与服务业相比，工业技术对于工业产值的提升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我们可以选取德国第二产业进行分析。从数据来看，2010-2019年间德国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速仅为0.03%，但是期间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年均增速达到3.3%，使得德国第二产业实现2.8%年均增长率。
未来，随着5G应用的进一步铺开，工业互联网仍大有可为。同时5G网络精度的提升、人工智能算法的持续优化，均有助于工业机床、工业机器人等设备的使用，保证工业生产效率的改善。而服务业方面，工业4.0时代，服务业与工业的融合将进一步加深。算法的应用将从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推进。这意味着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偏慢的传统经验亦有望被打破。
不过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仍以通识教育为主，学校与产业之间的衔接并未完全打通，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与真正的“工程师”之间仍存一定的距离。PCT专利具有国际认可性强、专利质量高的特性，我们可以用PCT专利申请数比去全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数来粗略衡量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2020年我国每万名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PCT申请量为3.15件，相较于2010年的1.03件有大幅提高。但是2015年日本每万名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PCT申请量就已经达到12.81件，数量相对较低的美国亦录得6.25件。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工程师红利”仍有较大的挖潜空间。
事实上，“工程师红利”的释放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每万名高等教育人群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国内不同地区的“工程师”资源使用效率。数据结果显示，经济越发达、产业结构越高级的地区，给予高素质人才的产业舞台更为广阔，人均技术产出亦相对较高。事实上，内蒙（第4）、宁夏（第11）、新疆（第12）等地的受过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在全国各省市的排名中相对靠前，但是其“工程师红利”的开发却几近垫底。因此，我国仍需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加强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对接，加强科技创新。
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我们需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给予高素质人才更加充分的产业舞台，释放“工程师红利”。通过发展高技术产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注：
[1]环球时报，《1200万，2020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公布了》（2021/5/1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437793101056806&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