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新
陆挺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进入庚子年的神州大地并不平静。新冠病毒自2019年底从武汉发端，已蔓延至中国所有省份和世界多个国家。目前中国每日新增确诊案例仍在上升，预判疫情拐点可能为时尚早。新冠病毒疫情的短期经济影响不应被低估，但其中长期经济影响甚微，不应被高估，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实无必要对此恐慌。对政府而言，政策制定除保障防疫和基本民生之外，应将重点放在纾困中小民营企业之上，而非开启一轮新的宏观刺激。经济何时步入正轨主要取决于疫情发展，目前不确定性还很高，政府应做好不同情形下的应对纾困预案。这场疫情既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又暴露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若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认真反思、查漏补缺，一场疫情或许能推动社会发展、制度改进和经济效率提高。
根据已有疫情数据和应对政策，已经基本可以判断新冠病毒疫情的短期经济影响超过2003年的SARS。原因在于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快，潜伏期长，潜伏期内可传播，爆发时点恰巧在人口大幅流动的春节，爆发点武汉是交通枢纽和大城市，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无一省份幸免。截至2月3日24时，国内（含港澳台）确诊人数达20471，已经远超2002-2003年SARS的总确诊人数7429。目前全国范围内餐饮、旅游和娱乐等行业已基本停摆，除超市外的百货零售业遭受重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较2003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因此疫情对当今中国经济的运行产生更大的冲击；而更为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也使得病毒的传播更为迅捷。与春节这个病毒爆发时点相应，春节假期被迫延长，重要制造业基地纷纷宣布延后开工，将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节后复工造成较大影响。过去十天各地从城市到农村纷纷封闭交通要道，对交通物流带来较大冲击，直接影响很多行业尤其是养殖业的原料供应。国际方面已经有若干国家切断与中国之间的航班，或者禁止近期曾到过中国的人员入境。世界卫生组织（WHO）1月30日宣布中国新冠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美国则把对中国旅游警示提升至最高级别。因此可以说新冠病毒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需求冲击，还有供给冲击；疫情不仅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对全球产业链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过热的预备期，因此SARS所造成的影响在SARS平息之后很快被强劲的需求所抵消，但当下的中国经济尚处于下行周期，今年上半年本来还有一丝复苏的机会，但新冠病毒一来经济雪上加霜，已无复苏的可能。2003年SARS对当年爆发期二季度的影响是2个百分点的GDP，新冠病毒疫情对今年一季度实际GDP的影响大概率超过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今年一季度的实际GDP增速可能会从去年四季度的6.0%下跌到4%左右甚至更低的水平。
疫情对一季度之后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疫情本身的发展，目前来看疫情发展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从湖北省外的新增确诊人数来看，这几天已经有所降低，这是一个令人乐观的迹象。在国家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代价抗击疫情的背景下，新冠病毒疫情长期持续恶化的可能性很小，且已有数据表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可能显著低于SARS。不过，由于春节假期延长，节后返城高峰尚未到来，也绝不可掉以轻心。在预测疫情这方面，经济学家不应越俎代庖，为吸引眼球去跨专业做疫情的预测，尤其是在数据质量堪忧的背景之下。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疫情，经济学家可将精力集中在情景分析上面，即不同疫情情形下对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最佳宏观经济对策，也就是给政府出出点子、做好预案。参照当年SARS疫情的演变过程，基本情形或可假设为病毒传播在两个月后被完全遏制，新增病例基本降至零。乐观情形可假设一个月内病毒传播被完全遏制。悲观情形则假定要到三个月以后才能完全控制疫情。
无论是哪种情形，政策应对上，除了满足控制疫情的应急需求、保障应急物资的生产流通之外，应将重点放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纾困上面，维持微观经济主体的基本稳定，防止大规模的企业破产违约。当前情况下，简单地扩大财政和信贷刺激，效果有限。在各地延迟开工、封闭交通要道的情况下，传统的围绕刺激汽车、地产和基建需求的扩张政策其实并无用武之地。信贷方面，应禁止抽贷断贷，适当延长企业和居民贷款的到期日。利息方面，除了央行从宏观层面的适度降息降准之外，无论是由央行还是财政部出面补贴，先给予企业尤其是受灾较重的企业一到三个月的免息贴息政策。税收和社保缴费方面，应该临时减税和缓缴税费。全国范围内防控疫情时，各地封闭交通要道会造成典型的囚徒困境，因此除了确定封城的区域之外，中央政府应严令禁止地方政府封闭主要交通干道，从而保障运输通畅。在外贸方面，根据过去几次其他国家PHEIC的经验，WHO宣布PHEIC对疫情发生国货物贸易的影响有限，但今年由于新冠病毒导致制造业企业节后不能准时复工，对按期出口交货和收取货款会产生显著影响。考虑到目前世界几个主要经济大国家已经颁布不同程度的旅游限制令，其航空公司已陆续取消前往中国的航班，短期内对中国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影响较大。央行在流动性供给方面，以及外管局在外汇管理方面应给予这些企业适度的照顾。物价方面，除政府能全面控制生产的关键医疗物资之外，应尽量避免控制其他普通商品物价，让价格去调节供需，政府精力可放在保障生产、禁止地方过度封闭交通要道、促进物流上面。
悲观情形下，若未来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时间超过三个月，政府在大幅提升某些关键物资如口罩、防护服和消毒液的前提之下，可因地制宜，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地区优先恢复生产，加大有效基建力度。在重要制造业基地，可以隔离较好的厂区来逐次复工。吃一堑长一智，未雨绸缪，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不少大城市缺少基本的防疫设施和能力，因此，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中央政府可补贴地方政府，在一定规模以上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临时的防疫中心兼传染病医院。在这方面，五年前就落成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可根据南京等地的经验快速复制此类设施到其他地区，从而做到既拉动内需，又做到防患于未然。
极端情形除外，新冠病毒只对经济运行产生短期冲击。今年一季度GDP增速大概率会大幅下跌，这中间有些消失的GDP如餐饮、交通、旅游和娱乐等基本上无法弥补也无需弥补，因此一季度的下跌必然会影响全年GDP增速。但是否后续要加大马力把之前损失的GDP弥补回来呢？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疫情消除之后，被延迟遏制的某些需求反弹，经济必然复苏，季度GDP增速会出现V型反弹，一定程度上会弥补疫情期间降低的需求。此时宽松政策应及时有序退坡，避免过度刺激，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通货膨胀、债务高企和坏账率上升等后遗症。换句话来讲，疫情之后，政府应将增长目标聚焦在季度增速而非全年增速之上。中国经济本身面临着潜在增速下行、投资效率降低和中小银行坏账率快速上升的问题，因此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宽松刺激政策应该适度、可控、有的放矢，聚焦短期纾困，而不是通过防疫过程之中和疫情消除之后通过大水漫灌来拉高全年GDP增速。事实上，2003年下半年SARS过后，中国经济快速过热，尽管彼时和此时宏观背景迥异，但SARS爆发时推出的刺激政策没有及时退坡也是原因之一。
金融方面，中外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会在短期内对疫情过度反应。2月3日节后第一天开盘，沪深300指数全天暴跌7.9%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疫情冲击的是短期经济，只要处理得到，微观主体在政策支持下维持生存，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政府和全民能从此次疫情中痛定思痛，吃一堑长一智，还能推动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应急管理系统、社会治理及政府治理等多方面的改革，政府也能加大在公共卫生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有效需求，从而真正实现多难兴邦。从2002-2003年SARS的角度来看，SARS对股市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从2003年4月15日的股市高点（当天WHO将中国广东、山西及香港列为疫区）到SARS平息之前的几个时点来看，上证综指最多也就下跌了9%。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到现在，上证综指已经累计下跌11.3%，跌幅已经超过当年的SARS。2003年下半年SARS疫情之后，股市虽有起伏，但从2003年SARS期间的低点到年底，上证指数累计反弹了43%。当然这些数据只能用来作为参考，本次疫情确实要比SARS严重，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更为严厉，对短期经济的冲击也要比2003年SARS疫情要大，再加上经济本来就有不小的下行压力，今年疫情期间股市波动也有可能大于2003年，今年股市何时见底也受制于多种因素，但股市中过度恐慌确实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简单提一下是否应在2月3日如期开市。这方面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利有弊。在我看来，监管者应该尊重市场，尊重规则，保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应该如期开市。这不仅彰显我国政府对市场和规则的尊重，也是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对金融开放的承诺和对国际规则的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