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未来的治理体系应该怎么安排呢？”12月9日，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曹远征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治理挑战与中国角色”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曹远征指出，从GDP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今相差无几，几乎各占50%，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不大灵光，改革势在必行。人均收入、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是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是捍卫全球化的理由。但全球化的缺陷在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而都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经验会变成发展中国家的指引，这一指引是个单向性的安排。如果要入手建立新的全球化秩序、改革治理结构，构建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氛围是核心要素之一。
曹远征提到，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秉承的理念。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改革行动还没有具体的框架和更多的指引，正在商量之中。“在商量之中，固然我们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很难说没有风险出现。”
他还指出，中国目前已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该到承担世界责任的时候了，当然要量力而行。”
以下为曹远征发言实录：
我们现在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是二战以后建立的，跟过去有个很大的区别，是多边化的安排，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边化的体制。规则治理就是全球化的治理，这是跟二战前很大的区别。这个规则有一整套的架构，其中就是国际组织。主要有三层：政治组织、一人一票，不分大小。投资贸易自由化的体制安排。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一整套的规则安排。如果从GDP的含义上讲，你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乎已经相差无几，各占50%，这个体系就开始有动摇了，这是出现去全球化和全球化问题的基础。这个体系开始不大灵光了，于是需要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把这个问题更深刻的暴露出来。谈到中国的角色，我们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未来的治理体系应该怎么安排呢？要看看全球化有什么好处。我们注意到，从二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安排解决了人类很大的问题，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比如两次大战结束以后，七十年来，再没有像二次大战那样世界的大战。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有极大的提高，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好处，这成为捍卫全球化的一个理由。
但是，全球化也有它的缺陷，建立了这样一个南北差距基础上的治理安排，一定是单向的，因为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大家都追求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经验变成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指引，最后成为一个单向的，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引性，是个单向性的安排。包容性，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的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如果要建立新的全球化秩序，要改革治理结构，要从这两个入手，核心一点就是包容性，更加包容的全球化，允许各种发展可能性的一种全球化。就可以看到，中国角色，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国的理念，今年9月份联合国已经把这个理念写进全球治理的议程里。十九大也说，这叫全球治理理念。这三个理念对中国人来说，也很好理解，共商，吸取中国传统的，中国人看待世界是个天下，不太在意民族、国家、文化差异，讲的是和合共生，讲的是求同存异，讲的是天下大同，通过尊重彼此的利益关切，来谈判、来协商。共建，发展是硬道理，四十年前，中国还是很贫穷的过程，不就是发展把蛋糕做大，尽管蛋糕做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共享，蛋糕做大并不是独吞，而是大家共享。这个理念日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我前两天刚从意大利回来，正在讨论“一带一路”。但同时，我们也想指出，它还不是个行动的规范，仅仅是个倡议，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说，全球治理的改革正在行动中间，还没有太多的框架，还没有太多的指引，正在商量之中。
在商量之中，固然我们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很难说没有风险出现。最大的风险就是逆全球化的潮流跟去全球化的努力是否能取得一个均衡，否则的话，历史也会出现新的变化。
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该到承担世界责任的时候了，当然要量力而行。其实责任是分层的，比如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承担政治责任，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是要维和，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经济责任，经济秩序的重新塑造。这个塑造很简单，就是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讲的最多的双边的、多边的自贸区建设，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体，自由贸易是中国的一个国家利益。远的不说，就说中国吃的豆油吧，很多是进口的，而且是转基因大豆。咱们著名的电视主持人曾经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重的抗议，我们算过，如果中国的食用油全部用中国的大豆生产，需要3.6亿亩土地，因此，大豆只能放到国际贸易市场，所以，我们一定要捍卫这个利益。捍卫投资贸易自由化的世界，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是中国的立场，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国际货币体系，过去调节机制的全部负担，叫国际货币收受过承担交界责任，比如泰国、韩国出现了金融困难，你首先应该调节。IMF说你应该改革。这次出现的问题是国际货币的提供国，这时候这个机制就没有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些新的机制开始出现，包括基础设施里的超长期贷款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也包括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也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这都是一种微调性质的，但它是在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显然，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搭建新的治理原则，建立新的治理平台，有新的治理主张，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