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7月27日消息，中国财富管理50人深圳论坛在深圳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金融开放背景下资管行业的机遇与挑战”。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董事韩槟、Morgan Stanley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Barclay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Macquarie Group大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国泰君安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出席高峰论坛七“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策略”。
以下为以下为对话原文：
主持人-韩槟：
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题目是当前形势下的全球经济发展市场与金融市场策略，目前全球贸易局势也比较紧张，逆全球化思潮也在抬头，地缘政治也有很多噪音，对金融市场也造成了很多的波动，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于国内和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各位首席经济学家参与讨论这个话题。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韩，我是来自于汇丰银行资产管理香港的同事，我接下来就请在座的各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女士优先，常总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机构，让观众有一个了解。
常健：
谢谢主持人，我叫常健，我2005—2009年在香港经管局工作，过去十年都在Barclays负责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谢谢大家。
颜色：
各位好，我的名字叫颜色，颜色的颜，颜色的色，我现在是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因为方正证券是北大方正的子公司，所以我现在也担任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和经济历史，谢谢大家！
花长春：
谢谢，我叫花长春，来自国泰君安，我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宏观首席，之前2013年-2016年在香港野村证券工作，也是看中国经济，在这之前，2008年—2013年在香港，跟常总做的也是一个尝试。
胡伟俊：
大家好！我是胡伟俊，我在Macquarie Group，Macquarie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银行，我过去七年在Macquarie负责中国经济。
邢自强：
我叫邢自强，早前的一些工作经历，我曾经参与过另外一家投行的TAA战术资产配置这方面的研究。
主持人-韩槟：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目前全球的经济也有很多的变数，有一些机构也预测有经济下行的风险，想首先请在座的五位大咖简单的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国际经济形式下半年的走势会怎么样？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风险会集中在哪方面？请大家简短的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控制一下时间，大概一两分钟，还是从邢总那边开始。
邢自强：
谢谢韩总，一句话总结，我们对全球经济下半年、明年是不看好的，首当其冲是美国经济长达十年的复苏周期即将结束，原本一般从经济规律上每次复苏6-8年，但是由于他的总统在周期尾部采取了一些刺激性的减税，火上浇油强心针的效果逐步消失，目前要面临下行压力。同时也面临全球贸易摩擦，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企业新型投资，全球经济下半年明年也有放缓的风险，今年上半年全球还是增长3.2左右，到明年2.7，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一句话总结，还是比较严峻的。
常健：
我们巴克莱也是看明年的美国经济是1.6%，从今年的2.2%进一步的回落，我觉得接下来下半年可能有几个看点，一是全球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第一、第二大经济体，我看经济动能在未来几个月会持续走弱。二是主要的央行正式进入减息周期，美联储美国经济学家看今年减息三次，7月、9月、12月，每次25个点，欧洲央行我们也是在未来三个季度，每个季季度要减10个点，中国这边，我觉得跟全球的央行可能略微有点不同，之后再讲。三是贸易摩擦，这一点上基本上是相对偏乐观，达不达成一个协议，我觉得我们可以接下来再讨论。四是英国银行，约翰逊刚刚成为英国的首相，我觉得这里面的看点最主要是他对华的政策，他在刚刚成为首相之后接触凤凰卫视采访就讲到他是“Pro China”的，这一点还是感觉到比较欣慰。
胡伟俊：
现在看中国要看世界，但是看世界要看中国，因为全世界金融微机未来1/3的经济增长是看中国，但是还有2/3的增长是中国之外的，所以看中国之外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看到在2012年、2014年、2015年还有这两年都是一样的，中国政策相对比较紧，在中国政策收紧的时候，通常中国政策会选择在全世界经济OK的时候，2014年世界经济也很OK，去年全球经济也很好，去年美联储加了四次息，但是在每次政策收紧，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下行压力的时候，其实六个月之后欧洲就有问题，十二个月之后美国友问题，你就看到这个关系，中国去影响世界，世界反过来又影响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前面两位讲的观点我很认同，现在政策性下行还没有到底，我们看2012年、2015年，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到底，取决于政策什么时候进一步宽松。
所以简单的说，我觉得现在还是在下行的过程中，政策也会不断地加码，等加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经济会见底，之后全球经济可能也会见底，我倾向于认为如果一定要说现在在周期里面是什么位置的话，我认为我们是在过去十年里面第三个经济放缓，但是我不觉得会衰退，只是在放缓，这个放缓什么时候倒逼政策升级，我是这样的观点。
花长春：
我的看法比前面三位同事更加乐观一些，不能一点差别都没有，我的想法是下半年还会放缓，但是明年没有起稳的迹象，刚才其实几位同事都说了，说得都对，但是问题是目前全球PMI已经回落到美国三年的底部，如果说没有大危机发生发生的话，今年下半年还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明年我相信中国经济也会起稳，美国经济可能会有下行压力，但是欧洲经济、中国经济和其他经济体都有起稳的迹象，所以我比较乐观一些。
颜色：
大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别，时间上稍微有一些出入，我的观点是如果讲明年的话，西方不亮东方亮，但是现在大家都是一个下行的周期之内，全球来说讲两个数据，工业生产1-5月份全球只有2.1，去年同时期是4.2。另外一是绝对贸易，现在数额在下滑，6.9，上半年，这种情况2016年的时候出现过，贸易萎缩，昨天还是前天刚刚出的全球经济展望里面，再一次小幅下降全球增长预期，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发达的经济体来说，非常明显的是在下行。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大家刚才主要是在谈经济，全球风险里面还有一个风险是地缘政治的风险，2015年-2016年有很多“黑天鹅”，“黑天鹅”处罚的因素是选举危机，欧洲右翼的增长其实力量比四年之前更强大，另外是伊朗的事情，可能美国国内的评估风险比中国国内的评估风险更大一点。我说东方亮的原因主要是指明年，刚才也提到一点，东方不仅是中国，其他EM的国家，在贸易摩擦当中是受益比较多的，我们看周边一些国家，不管是越南还是马来西亚，甚至包括印度，连韩国、台湾这样的经济体或多或少都受到一些益处。大家刚才说政治的，今年一定会宽松加码，明年我觉得会触底，明年会逐步的慢慢往上走，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悲观，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主持人-韩槟：
谢谢各位嘉宾的观点，刚刚胡总有一个观点，全球看中国，中国看全球。我们先请花总以一个中国本土机构的视角谈一下现在全球市场投资策略和未来您看好哪些投资机会？
花长春：
谢谢，刚才在休息室的时候，国际三位大咖“欺负”我们国内的，让我们分析国际的情况，刚才三位国际大咖都是偏悲观一些，我在路演的过程中遇到三种情况，一种是悲观的，全球经济复苏到现在，尤其是美国，有可能会衰退，大家的风险偏好在下降，比如说现在美国的裁员，美国的长期资金正在往无风险区配置，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大家的风险偏好在下降，前几天我在香港碰到一个，也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刚才颜总也说过，明年，或者说接下来一年时间新兴市场里面有一波投资机会，这个实际上跟前面一个观点是相反的，相对来说你看全球经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资金会向新兴市场跑。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2018年和现在，2018年虽然美国货币在下降，美国货币政策在收紧，那时候全球流动性实际上是收缩的过程，同时中国一方面是金融去杠杆，另一方面经济出现明显的放缓，而且给投资者的感觉是蔓延性下行，那是非常糟糕的时候。但是现在往下看，这个时候美国有没有大的失衡，如果没有大的失衡，会不会有大的危机，如果说没有大的危机，就是技术的衰退，就是两三个季度的事情。这时候美国货币政策放松，全球货币宽松，实际上对于整体的宽动性还是偏宽松的，以中国为代表，今年下半年经济还在放缓一些，但是政策不像四季度，我觉得作用会比较强一些，甚至到明年可能还会有一些支持，中国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增速的1/3，欧洲现在看中国，所以说中国如果说真的起稳，全球流动性宽松，中国起稳，结果就是资金会往新兴市场走。这里面有风险，风险点在什么地方？风险就在于贸易谈判是不是能够像大家预期的一样，或者说能不能进展的更加顺利一些，这是我想大家关心的事情。
我的看法相对比较乐观一些，刚才我说全球经济我没有那么悲观，我举几个例子，刚才颜色也说过全球工业增加值已经回落了很多，大家可以翻一翻数据，把全球PMI和全球工业增加值拎出来，它几乎每隔三年有一个回落，2012年底、2013年年初是一波，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是一波，现在又是一波，这一波全球PMI已经到上一轮的底部，前两轮的底部都是差不多，都在49左右，所以换句话说全球经济动能的衰落，如果说没有危机发生，它已经正常的到了底部的阶段，后面有没有动力恢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下行空间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的，这是一个。
我再举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尽管201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PMI和工业生产都在放缓，但是全球产能利用率都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这意味着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投入比较少，企业压力不是特别大，如果说需求能够起稳，能够带动的话，后面的投资需求能不能起来，还需要看很多条件，金融放松一下，财政能不能起作用。
第二是欧洲经济实际上在这一次回落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目前PMI已经到了43点多，如果没记错的话，43.5，欧洲整个PMI落地起稳的迹象表明，有三个点在这里，欧洲衰落的三个点，一个是中国放缓；二是英国脱欧的事情，使得整个贸易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是欧洲在2018年年中到2019年的时候，使得它的汽车生产发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个作用一直到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作用正有迹象表明，负面作用正在缓解，明年这个作用减缓的情况下，对于全球经济起稳也是一个贡献。我们虽然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点找到维持经济增长的需求。接下来有几个关键点在于谈判以及英国脱欧这个事情，英国脱欧能不能变成软脱欧，我个人对这两个是相对偏乐观一点。
我主要说这些。
主持人-韩槟：
不如这样，我们正在中国的视角来看全球，接下来请外资的经济学家站在全球来看中国，胡总，我跟您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刚才花总也有提到目前有宏观上的挑战，你能不能站在外资的角度来阐述一下？
胡伟俊：
其实我挺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刚刚说了现在就是2012年、2014、2015年，你现在去理解历史，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你在一个长的周期里面，中间会弹起来，我相信只要政策不断地加码，中国逐渐会见底，中国逐渐见底以后，全球经济也会见底，这是短期的周期性看法。我觉得现在全球经济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其实也很难讲乐观或者悲观，比如说过去十几年全球利率就是很低，而且越来越低，所以最后美联预测的通道，都是错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过去十年全球央行做的政策说白了就是摧毁大家的储蓄，让大家买资产升值，让有钱人越来越有钱，那就导致了刚才颜色说的民粹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反映到金融市场上，它就摧毁我们所谓的价值投资，你看过去十年是价值投资最黑暗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在海外价值投表现非常非常差，为什么呢？就是原来的投资跑不赢成长股，成长股非常贵，但是越来越好，这是另外一个环境。
你看中国市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中国市场很好，大家虽然对中国市场很悲观，在中国你是跑得赢大势的，在美国你跑不赢的，这跟我们的政策有关系，我们的政策过几年会停下，紧了之后可能又会放松，放松又有一个过程，如果你聪明的话，就给你很多机会。像去年下半年大家都很悲观，去年下半年我看大家茅台都不敢买，因为去年真的很紧，今年上半年政策慢慢开始放松，大家就开始去买那些必需品、白马，但是大家还是不敢跟周期，其实以前都是这样，政策放松大家就会买更加高β的东西。
像那些民营企业、白马股就会跑的很好，所以中国市场投主动管理，它就可以跑赢，因为他们买很少的银行，买很少的国企，他们去买那些白马。所以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很难说我悲观或者我乐观一根筋这样，而是说你要去适应这个环境，你要看清楚我处在什么大的周期下面，我处在什么小的周期下面，根据这个调整你自己，我觉得这是是比较好的办法。
主持人-韩槟：
看常总好像有不同的意见，有没有什么补充？
常健：
最近在各种场合各种主题，无论是见大学同学还是朋友，都会互相怼，刚才提到要不断加大政策力度，我觉得听不下去，因为这个节的问题，主持人提到说是在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讲一下观点，我觉得不应该一味的通过各种刺激、各种放松，或者是加大放水的力度，加大系统性风险，保持稳定，找到一个短期的结论。如果我们看过去这半年或者过去一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我们政府来讲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虽然我们经常在官媒上看到，好像是一些官方的宣传，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看过去2018-2020年政府的目标，我们政府的目标就是所谓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形式上的说法，因为它确实很有必要
第一是重大金融风险，为了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因为我们攘外必先安内，我们在跟美国从中长期来看这种相互大国的博弈和一定程度上的对峙会维持很长时间，我们首先肯定要避免系统性风险，这个跟我们不断地加大政策刺激力度其实是矛盾的。
第二讲的是脱贫。
第三讲的是蓝天保卫战。我们看香港的事情，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香港就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的贫富差距扩大，非常典型的例子，脱贫攻坚也是减少贫富悬殊，蓝天保卫战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这是确确实实应该做的。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而不是只是喊一个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切实做到这一点。去年的时候为什么金融市场、股市包括民间的情绪那么悲观？一个因为当时对大的方向和政策有不确定性，还有一个是民间对国进民退的担忧，所以我们进一步加大保持开放的力度，大家都知道改革从自己壮士断腕是很难的，一定程度上通过外界的倒逼改革，外界来讲一定情况下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这也是下一步我们应该坚持和保持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金融市场和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能够到有信心能够留得住。
胡伟俊：
我补充一下，我说的不是政策应该不断加码，我说的是政策会不断加码，这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政策制订者也不会听我说的，所以我们只是在判断政策制订者会怎么做，我们过去十年看到了现实，政策被市场，包括美联储，他们被市场、被经济所绑架，我们普通人被政策所绑架，我觉得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韩槟：
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今年以来有很多新的政策出来，刚才常总也讲到了应该加大开放的力度，你觉得现在开放的力度怎么样呢？或者说下半年会不会有其他的政策继续推出来，很明显胡总认为会有，我们可不可以探讨一下到底会不会有，或者说应不应该有，还需要什么，可不可以在这个角度再挖掘一下？
胡伟俊：
我觉得是两方面，你说两个方面，你说开放的政策，也会有，但是我觉得我们讨论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我觉得这一轮经济周期下来，跟开不开放、跟贸易关系不大，但是这一轮经济下来，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收紧政策，我刚才说去年中国出口10个点增速，今年0增长，你看2014年中国出口业和2015年的差距，所以我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周期的因素。但是你说开放，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往前走，但是你说已经足够高，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
常健：
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大的北京也是进一步的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无论从央行最近公布的一些政策，都已经讲的比较多，但是肯定前途是开放的，过程是曲折的，从政策当局，尤其是目前监管当局的意愿来看，因为市场和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也是非常密切的在关注政府当局在改革开放上的态度和有没有真正实质的政策能够出台落地，并且得到比较好的政策和执行，真正最后的发展我觉得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主持人-韩槟：
回到中国经济的前景，下一阶段我们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风险？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从这个角度来讲，请邢总来阐述一下你这边对下一步主要的困难或者是风险的应对，能不能稍微阐述一下？
邢自强：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昨天已经提前跟我们沟通话题以及大家担心的这些焦点，所以我也带来了我们研究的简短结论。长期的挑战和风险可能比短期要更为严峻，短期的目标大家都很清楚，到了2020年我们想实现小康社会，经济总量比明年翻一番，根据刚才几位分析的空间、储备，应该有希望应对这种下行风险实现，这个我比较有信心。但是长期的一些下行风险，主要是来自于跨过了2020年小康这个坎之后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实现2025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现在我们确实是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说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我们不会看财政或货币政策以及刚才各位说到的周期性因素，更多的是从它的三个原动力的因素分析它的潜力，第一是原动力，第二是资本形成，第三是生产要素，换句话说，就是人、钱、动力，这三块恰恰都在面临一定的风险，逐渐的下滑带来的成本上升，我们对一些制造业竞争力的理解。从钱的角度，过去20年中国不缺钱，因为过去人口劳动力比较缺的时候我们储蓄率比较高，那时候储蓄大于投资，表现在账户有顺差，表现在社保的角度，过去多少年社保养老基本上是有赢余的，但是这个现象，随着现在人口逐渐老化，上一代人逐渐退休不存钱了，下一代人不存钱，消费很高，月光族，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账户就出现了逆差，我们从资本输出国要变为资本输入国，这是钱的角度。
第三是效率，基本上每年对GDP的贡献大概3%左右，这是由于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以及国内城市化如火如荼，他的产出必然是提高的，同时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的产业链进入中国，也帮助我们在制造业的效率继续提升。但是现在面临刚才各位提到的贸易摩擦全球化，以及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提升，是否使这些都受到影响，这是三个最主要的挑战。
所以回答，可能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盘活人民币资产，吸引外资进来，弥补我们在经常账户的逆差，弥补储蓄率不足的问题，同时要盘活国内国企的资产，弥补面临的养老账户入不敷出的问题，怎么把它的收益做高，市场化手段盘活它。
另外一个，在国内实体经济层面进一步改革，刚才各位提到的改革开放，对于外商之间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的跨越制造业的升级。最后在城市的角度，虽然我们没有大干快上做建设，比如房屋的市场化，基础设施的做强，代表物理性质的城市化接近尾声，但是户籍制度以及智能城市化带动城市群的发展，这一块潜力还非常大，有助于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所以尽管面临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我们应对手段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现在大家担心的贸易摩擦之后有些企业是不是考虑搬迁不在中国投，如果不在这里投，是不是产业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们的外溢效应就消失了，但事实上我们针对大概75家国外企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由于短期的贸易摩擦如果要搬，其实是耗时长、难度高、成本大的一件事，如果它搬去越南、东南亚这些经济体，通常初期成本会提高10%左右，因为跟这些经济体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建设比较成熟，同时营商环境也比较成熟，所以它要搬，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当然我们确实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的成本因素的上升，但是这些潜移默化的成本对于中低端的影响是比较渐进的，不会对就业以及产能建设有很大的冲击。中国过去十年在这些品牌中的市场份额是在逐步的降低，产自中国的衣服从39%降到了今天的34%，像越南的份额在提升，但是它的体量比较小，没有办法替代中国巨大的贸易量，所以我想讲的是如果我们在开放领域真的把这种负面清单缩短，减少股权限制，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做到位，过去30年每次大规模之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1992年南巡之后，对我国的劳动力有3-8年左右的黄金增长阶段。
同时人口老化带来的储蓄下降，从正储蓄者变成负债者，这个跟前几个环节大家讨论的息息相关，如果说中国储蓄率不断地下降，大概今年可能是下半年第一次会逐渐出现经常账户的利差，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不求人，现在要把用好外资提到非常重要的事项。但是我们的潜力很大，目前外资持有中国的债市和股市不足3%，如果说把现在监管层提出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做到位，我们估算未来十年每年股市和债市分别流入量会达到1000亿左右，股权基金、养老基金会逐步的配置人民币资产，这部分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很明显的迹象。
到今年为止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股权基金的配置中，刚刚才高于澳元，这个和即将逐步实施的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不匹配，这个可以弥补我们的钱不够用，储蓄率低的问题。去年一年流入中国的债市特别是国债市场就有将近800亿美元，今年又有接近2000亿美元，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展。
最后想讲一下对于国内的资产，地方的债务危机问题，但是中国跟其他经济体的比较，我们有一个机遇，国企的资产，你从一些研究机构推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来，它的体量肯定是接近100万亿以上的净资产，混合所有制，提升激励机制、管理体制，进一步释放国企的能力，在地方国企采取混合所有制，给更多的激励，再把国企股权部分划分给社保，我们计算它完全可以抵消未来社保入不敷出亏空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外资用到位，把国企资产用到位，怎么实现下一阶段生产效率的提升呢？我觉得城市化道路往往完全没有到头，很多人担心是不是人口转移，农村没有人了，城市化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简单式的以住房、工业和基建，还有是制度式的、科技应用式的，智能城市群的城市化，比如说五大城市群，中国现在超过1000万人口的就只有两个大都市，现在高铁、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它是互联互通的，以及5G网络增加的车联网、物联网以及工业智能化的应用上一个台阶，有人担心人口过500万，有很多大城市病，交通拥堵、污染甚至是一些社会问题，但是现在可以通过智能城市的方式去解决，有效的避免这一点。大家去出差可以感觉到，不管是城际铁路还是共享汽车，甚至由于智能城市化以后，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对扒手的担心都变少了。城市群，中国要做的城市群，不管是广东大湾区还是在珠三角的一体化，在其他城市是比较罕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真的互联互通、户籍制度都做到位，产生集聚效应，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大都市的城市化。
这些做到位，我相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尽管短期来讲各位刚刚提到的这些压力我也完全都看到了，但是依然是比较有希望2025年左右实现所谓高经济收入体，谢谢。
主持人-韩槟：
我的感觉虽然说有风险，有挑战，但是还是会迈出那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一些政策或者是上面的应对，我的理解，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增速在放缓，我们从一个高速发展向一个高质量发展转变，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下面这个问题想问一下颜总，颜教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怎么来看待消费和新动能在推动新发展中作用，我们的政策怎么给予足够的支持，请您阐述一下，谢谢。
颜色：
谢谢主持人，消费这个问题，显然是我们因为一个情况在说经济转型、投资汇报驱动的，我们要转变的变化消费驱动，因为如果说是消费驱动，它就是一个内伸的，实现可持续增长，中等收入陷井。
刚才讲了很多，学术界对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存在，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我不管存不存在，我觉得消费在可持续增长空间是非常重要的，短期来讲，消费不是特别乐观，大家都知道6月份的数据，消费有一个反弹，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汽车的新政，还有包括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导致的。但是目前我们短期之内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居民的杠杆率过高，央行也经常明确的说出来这个问题，居民杠杆率过高，所以在居民的贷款率方面有一些稍微的控制一下。
另外，我们看到股市，除了今年一季度以外，其他股市总体而言不是特别好，影响消费、零用和房地产，我以前写过一篇学术的文章，房地产对消费的影响，它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房价过高，会把我们变成房奴；第二方面，房价过高会有财富效应，如果房价居高不下，往上也没有空间，房奴还是房奴，财富效应也发挥不出来，所以短期我对消费并不是特别乐观，但是我对中长期消费非常非常乐观。
其实我之前也跟很多实体企业谈过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大家都很担心短期的问题，但是我跟一些实体投资方，比如说奔驰、宝马这些大的机构，我以前参加过宜家的全球董事会，他把全球董事会放到上海了。我觉得最重要一个长期让我们感觉到积极的因素，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未来大学生的消费，我们现在大学生1999年的时候，我们进行的一轮扩招，我们有14亿的人口，有9亿的劳动力，可是20年以前，我们一年只培养100万大学生，我现在还在大学里面做老师，我们现在大学培养多少，我经常开玩笑中国这一代是婆媳矛盾最严重的一代，代与代之间的矛盾是最大的一代，这是因为上一代这些人和上一代成长差别太大了，他们经历了80年代、70年代，现在这些80后、90后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新一代的大学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像宝马、奔驰这样的企业提供了无尽的市场机会，新一代的大学生可能需要经常换工作，经常搬迁，他关心价格可以接受的，方便使用的。他认为金融可能不仅仅是买买理财，他需要多方面的金融，他甚至需要国际化的配置，他需要的理由可能不是以前说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样的，他很喜欢户外，他喜欢各种背包客，他需要的不是在家里看看电视，甚至现在不仅是看电影，他可能是要看那种小众电影，我们这一代人都无法理解的电影，当时有人说股票的问题，五年前还是六年前，这就意味着新一代的年轻人需求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体量在逐渐变大，这870万是什么概念呢？这些人给我们带来消费的持续贡献我觉得是不可估量的。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说老年人的积极因素，感谢我们的科技，也感谢我们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中国的老年人越活越长，现在的平均寿命其实基本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寿命，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比人均GDP的平均寿命是要高一截的，老年人催生了很多新的消费需求，比如说我看最近国家的政策里面其实反复强调医疗、养老，而且特别强调医疗PLUS养老，养老和医疗相结合，随着老龄化，我们催生了很多需求。有这样消费能力的老年人，甚至还有更加年轻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在逐步的放开人口政策，虽然起效比较慢，但是我看逐渐的，特别是在城市、在中高端的收入人口里面，有更多的婴幼儿，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持续的消费动力，月度的社会零售消费，光看这个数字是有压力的，但是中长期以来我对消费充满乐观的情绪。假如说我们有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我们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保证，我认为这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谢谢。
主持人-韩槟：
我看常总好像有补充。
常健：
刚才颜教授讲的很好，新生代更关注体验型的，而不是奢侈品的消费，我们也谈到，不光是对中长期的消费我们一直是比较乐观的，其实我觉得过去这些年的消费我们一直是比较乐观的，虽然短期社会零售的数字，包括汽车销售的数字显得好像零售很差，过去一年多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多的误区，过去流行一时的消费降级，我觉得在宏观上、数据上是不成立的，当然在一定的收入阶层、一定的行业过去两年受到金融去杠杆的影响，尤其是金融行业，包括一些P2P治理整顿的影响，它可能有一些消费降级的现象存在，在一些个体里面，但是我觉得从整个社会，宏观数据上来看，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消费升级。刚才颜教授提到宝马，我其实三个星期前在北京参加了全球美国、欧洲、中国汽车行业活动，我们参观了奔驰的生产车间，宝马整个的资本市场日，还有大众给我们的介绍，这里面很明显是中国今年以来汽车总体的销售降低大概10%的市场，宝马的销售是正的17%，保时捷的销售也是在8-10的区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反映了一个，我们的消费升级是不断地在发生，这个还是在一个所谓奢侈品或者是高端消费品的领域，如果真正的看中国的宏观数据，我觉得大家也有一个误区，看GDP里面的消费分项，产品的消费增速在过去6年确实从之前的10%降到了目前的3%左右，这是对应的社会零售总额持续不断地放缓，但是如果我们看GDP消费里面服务业的消费，它在过去6年维持10%的增速，我们在医疗、教育，包括孩子教育、成人再教育，包括娱乐和健身、休闲这些方面的消费支出，不论是主动支出还是被支出，都是不断在增加的。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是消费降级，这是不成立的，宏观上，还有我觉得中国的消费其实远远没有零售数据显示的那么差。
主持人-韩槟：
谢谢常总的补充，刚刚几位大咖就不同的话题都进行了阐述，有一些意见上面还有一点点分歧，也产生了自己思想上面碰撞的火花。可不可以请各位，经过刚才的讨论，我们能不能重新再来过一次，你们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观点，对全球经济，包括中国，也不局限在短期，下半年，可以再放长远一点，再展望一下，从邢总开始。
邢自强：
我觉得总体而言，短期要实现明年所谓的小康社会，经济总量要翻一番，政策空间、储备都是足够的，并不是非常的担心。但是中长期而言，怎么平衡，主持人刚才讲到的，有一些政策可能是逆周期操作的，需要政府主动去加杠杆，但是又需要抑制金融风险以及杠杆率，所以我觉得突破口可能还是要靠改革开放，这个大家都在讲，但是其中具体针对刚才讲到的在人、钱、效率这三个长期增长极的效率应对的挑战，比较容易破局的可能还是怎么盘活人民币资产，吸引外资进来，这里面有金融改革、金融资产透明化，同时盘活国有资产，把它的收益提升，市场化的手段来应对人口老化之后的债务陷阱，同时在国内，虽然大家觉得普遍意义上这种传统的城市建设、高铁建设是不是逐渐接近尾声或者是放缓期，但是你运用科技手段和制度改革进行这一轮城市化和城市群的发展，还往往没有走到头。根据正常的人口在集聚的经验，中国不可能只有北上广这三个大城市，按照正常的经济和人口流动的规律，我们国家可以支持二三十个。对一些大城市病等等社会问题的考量，我们并不是非常考虑，由于城市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效益提升还是有很大空间的，这是我觉得长期为什么我们觉得还比较看好的原因，谢谢。
常健：
邢总讲了中长期的，我再补充讲一点短期的，我觉得理解宏观政策，确实政府是希望能够在一个追求高质量增长的前提下，在我看来是一个有约束的放松，如果我们比较，这一轮周期和上三轮周期，无论是财政政策刺激，大家报纸上宣传的很火，还是汇率周期，其实都是远远低于过去政策刺激的力度，从降准的力度到降息，这次还没有发生，到财政赤字的增加也是远远弱于，无论是官方的财政赤字还是说准财政的，比过去都弱了很多，这个约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政府确实是很关注，还有一个是房地产，现在不流行讲泡沫，但是这个房价在不断地上升，从政府分析的角度对于贫富的影响，还有房住不炒，老大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我觉得这些都是短期政策放松的制肘。在这个情况下，随着经济的不断放缓，不可避免的政策力度放松都会比较大，全球央行所谓预防性的放松，中国的放松更多的是一个见招拆招的过程，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把手里的弹药都用尽了，看明年应该比今年的经济还要更差，无论是从中长期潜在增速的放缓，还是从周期性的需求因素，还是从内需外需的角度来看，尤其我们现在一直在加紧房地产领域，开发融资、买地，都是在断崖式的下滑，肯定对下半年的经济会有更大的负面冲击，对明年肯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保持战略定力，让子弹再飞一下，在明年保持相对平稳，主要是就业方面政府能够托底稳住，我觉得这是一些托底政策，谢谢。
胡伟俊：
我觉得从长期来说，看中国经济，这么说，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深圳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地方，为什么？很简单，深圳有中国最牛的好公司，所以说中国经济未来能走到什么样，一个最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中国经济未来有好的公司，我跟他们说韩国6000万人口有三星就搞定了，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0倍，中国要有20个三星才能搞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做出20个三星，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就算做出20个三星，你抢了多少人的饭碗，别人会不会让你做20个三星，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观察的。
另外，讲到消费，我大概也同意，我觉得中国确实是占经济里面的比重比较低，我相信中国确实是越年轻的人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越大，消费主义就是让你觉得你的人生价值是由消费来决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说你的人生价值是由你的子女来决定的，这都是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消费上升是好事，但是这个也需要中国经济在别的地方进一步调整，我觉得中国经济最本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在政府和民间的收入分配，如果这个收入分配有变化，越年轻越要消费，你就加杠杆，借钱去消费，但是你要想清楚政府加杠杆和消费者加杠杆是不一样的。而且另一方面，消费者加杠杆你的储蓄就少了，像中国这么大的顺差以后，以后老年人、年轻人消费的多，整个外部风险变大，整个东西你要把它放在一块看。
时间关系，我觉得看中国经济，你要有经济学家的眼光，你要看这个系统是怎么做的，你要有政治学家的眼光，知道这个经济是怎么分配的，你还要有历史学家的眼光，知道这个是怎么沿革过来的。
花长春：
对全球经济我们就不再说了，我就说三点，关于中国经济这一块，中国经济面临三座大山，第一个大山是现在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其实成本上生产要下降，这是一个现象。第二是人口，人口老龄化已经说了很多，我再补充一个现象，2019年-2026年这七年当中20到50岁人群会下降，一年下降1000万人口，这个对整个经济形式有影响。第三是高杠杆，这个大家很清楚，尤其是最近的居民杠杆，有些城市居民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居然达到96%，这一系列都制约了政策空间。
所以这是三座大山，在这三座大山下中国怎么来做，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刚才几位都说了很多，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日本当年的经验，对内自主产业升级，对外布局全球产业链，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对内我们需要通过产业政策，各种政策来引导来改革开放，引导技术可控升级。第二要布局产业链，美国压力来了，如果说你有全球产业链，这个压力全球分担。日本在60年代是把核心的技术留在国内，有一些产业相对偏劳动密集型的转移到东南亚，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产业转移到中国，所以中国和东南亚是日本的两个翅膀，这样的话美国压力来了，整体上东南亚是承担者，所以中国未来也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我相信这个现象已经在发生。
据此我们推导一下，推导资源配置的问题，如果对内自主可控产业升级，对外布局全球产业链，新增产能很有可能在海外，中国更多的是技术更新这一块，所以说制造业投资，人口所带来的地产投资逐步放缓，我们的信用传导机制也会比较弱，所以利率中枢一定会往下降，资产化一定会出现，货币增速快于信用增速，所以资产荒可能会出现。资金配置大体上方向应该是哑铃型的，一头是国开债、国债这些无风险资产，另外一头是向核心资产、消费以及新兴资产去配置，中间是地产相关的这些行业，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一个格局，谢谢。
颜色：
很简单，短期之内我还是想说两句，刚才伟俊和常总有一些交锋，其实他们并不矛盾，伟俊讲的是“会不会”和“该不该”这两个词，但是我其实想一个问题，大家刚才都说有很多政策储备，还有很多宽松，怎么样刺激。但是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你说这些政策储备到底是什么政策呢？是遇到萧条的时候我们在降息，钱又流向房地产，还是说我们做地方债，还是把赤字提到3，提到4，提到5？这些政策花了很大的代价，导致杠杆率非常高，刚才花总也说了，但是到底起效有多大呢？从去年年底这一轮政策的宽松，其实我们应该得出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并不需要的是政府再拿多少钱来宽松，我们应该发现一个规律，如果说有政策储备，我们应该是不花钱的政策比花钱的政策更有效，去年年底我们是怎么样逆转预期的呢？是主席跟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跟民营企业表态，我们跟阿根廷会务改变了我们的预期，我们有一整套改变我们预期指明方向的政策，这些政策其实是不怎么花钱的，或者花钱很少的，如果说这些能够做到位，再稍微辅以一些花一点钱的传统刺激政策，我觉得可以改变我们的预期。所以短期之内我更加期望的是领导者能够更加明确的有一些改变我们预期的政策，能指定我们未来方向的经济政策，经济上怎么走，这个方面改变预期会更加有效。
从中长期而言，其实很简单，中国未来会怎么样，我们有先例而言，中国并不是中国契机，我们其实是东亚奇迹，之前是东亚的模式，日本、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再是中国大陆，我觉得从日本、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之前的表现，我们其实应该得出一个最最重要的结论，他们是怎么样走向高端的，怎么样在价值链往上走的，我觉得一定要抓住产业革命的宝贵机会，日本怎么样实现金钱的逾越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和美国在70年代也有贸易摩擦，石油危机导致大家对石油的需求，所以日本的消费行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日本在上游很强，日本的车是它的一个支柱，韩国和台湾两个经济体怎么样实现经济逾越的？就是半导体，韩国有一个三星，台湾有一个台积电，我觉得我们未来如果能抓住这个产业革命的机会，就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在深圳，深圳为什么今天成为深圳？也就是抓住了这些产业革命宝贵的机会，我相信中国有非常大的优势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去年有一个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名，在这里面中国排的最高的是市场规模，我在想市场规模我们为什么能排到100名呢？并不是我们的人口数量是最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口居住非常集中，居住集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刚才邢总也提到了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跟美国的城市化还不一样，而且他还不做小区，我们这边小区，那么多小电动、三轮车，到小区门口快递一下子就送过来了，中国人还不太重视隐私保护，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八卦，其实在大数据时代其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有他的需求，有他的供给，我们有这么多的程序员，他们还有新的需求，他们还能互相交换他们的信息，大数据未来能不能往上走，很重要的是能不能弯道超车，像日本、韩国、台湾一样，能抓住这个产业机会，我们是有这个优势的，关键是能不能把它转化为现实，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主持人-韩槟：
谢谢颜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儿为止了，也再次感谢五位首席经济学家的精彩观点，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给观众思想上也有一些火花。感谢大家今天下午一直陪伴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五位大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