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黄志凌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西安南郊的一所高校研习货币银行学时,经常在傍晚绕着当时的“大雁塔郊野公园”（其实是一片白杨林）散步。落日的余晖中，大雁塔显得威严与厚重，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玄奘法师印度取经的历史。除了熟读万卷经书之外，西行取经途中经历的十八年风霜雪雨和长达数万里的艰苦跋涉，可能才是玄奘法师对于佛经深刻领悟的根本原因。
回过头来看，对于银行A风险管理的理解，我们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求学时期，即使是货币银行学专业也很少专门设置风险管理课程，能够接触到的只是个别概念；1994年加入到建设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洪流，多了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但更多的是管理疑惑；其后在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期间，则是感受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时的切肤之痛；而在2006年至2013年间，在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的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在大型银行风险管理的实践中，瞪大眼睛观察着形形色色的风险事件，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不同条件下的应对策略，如履薄冰地进行着各种实践和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事件被人们逐渐淡忘，偶尔提及时有人会说“当时真傻”，有人还会一如既往的“愤青”。应该说，在实践中我们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犯过傻”，但一个职业经理人，“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断总结、反思、感悟，当然很多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努力也超乎了最初的判断。离开风险管理条线几年之后，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仍然是这一段艰苦而宝贵的亲身经历，让我对银行风险管理甚至银行本身，有了更多的感悟。
在2014年着手整理本书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此时的世界、中国和银行业，不仅与上个世纪90年代截然不同，竟然与2006年也是大相径庭。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我们经历了前景迷茫、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新奇、分享改革红利的兴奋、市场地位提升的骄傲（一定程度上是欧美银行因为金融危机而衰退）以及经济持续下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期间，虽然银行还是那家银行，但风险形态、风险理念、风险管控和风险压力是完全不同的。同事们的情绪变化，促使我沉思。我不断地在回顾金融史、观察国际银行业，并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存在银行呢？银行与一般的工商企业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今天的银行为什么会与过去的银行有那么大的差别？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到当今网络时代，回顾欧洲早期从事放贷的英格兰金匠、山西的钱庄票号以及当今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集团或者境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银行经营的外在表现的确越来越复杂而多样，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越来越丰富多元，但银行的核心定义依然是“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机构”。发放贷款时，银行面临借款人偿还的不确定性，即如果借款人未能按照约定还本付息，则形成所谓的信用风险；吸收存款时，银行也面临提款的不确定性，即如果储户需要提前提取，则也会造成银行的支付压力即所谓的流动性风险。随着经济、金融、科技和银行自身的发展，银行交易的对象越来越多元，提供的金融服务越来越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越来越灵活，银行自身运营和管理的形式也不断变化，因此银行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不确定性即是风险。也就是说，银行永远面临着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始终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精髓。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效地经营风险呢？围绕这一核心，我在与同事们反复交流之后提出了风险选择、风险安排、风险偏好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与相应的核心价值观。
知易行难！具体的经营管理实践中，风险经营的核心理念时常被淡忘甚至受到很大的冲击。无论是当初巨额不良资产给银行从业人员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而导致更多的人本能地“控”与“堵”，还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基层机构对于上级管理部门、前台营销部门对于信贷审批部门的批评，都在于忽略了银行经营的本质是经营风险、缺乏对银行风险经营核心的全面准确把握。
我从事风险管理工作期间，既是职业生涯中工作压力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收获最大的时期。回顾这几年的工作，有几点实践的感悟。
一是探索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如果说过去国有银行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不良资产的管理，那么重组改制后的银行风险管理则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好银行”的风险管理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此，我觉得自己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务经验方面的准备都远远不够。唯一的出路是学习，下决心“沉下去”做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且广泛搜集和分析国外领先银行的风险管理经验和做法，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坚定推动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建设，实现了“垂直管理”、“平行作业”和“专业化审批”等预定的改革构想。从实践来看，这套风险管理体制尽管不太完善，但比较优势还是很明显。
二是培养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理念。一个优秀的风险经理，不仅是识别风险的专家，还应该是选择风险、平衡风险与收益的高手，必须具备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理念。这是我的粗浅感悟，也是实践的方向。
三是以实施新资本协议为契机，加强风险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实施新资本协议不是一个简单的合规动作，而是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差距的良好机遇。我和同事们一起，从制度流程梳理、技术工具开发入手，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在技术工具开发方面，立足自主创新，初步建成符合现代商业银行要求的风险管理技术体系，风险管理工具库基本覆盖各类风险、各项业务和各风险管控环节，大量工具已投入运用并转化为生产力。在制度和流程梳理方面，按照“了解客户、把握关键”的原则，调整不适应客户需求、不利于风险管控、不便于实务操作的管理措施和制度安排，对于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风险管控效率起到了一些作用。
四是针对性强化薄弱环节。中国银行业存在许多风险管理薄弱环节，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风险管理薄弱环节逐渐暴露出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我也只能是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思路。例如，系统提出解决贷后管理薄弱问题的若干建议，促进贷后管理长效机制建立；指导押品管理基础制度建设和押品管理系统开发，弥补该领域空白；推动专业化风险管理团队建设，强调将所有机构纳入统一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以“估值方法、限额体系以及止损机制”为抓手，完善市场风险管理架构、建立市场风险计量体系，改进数据和信息系统等市场风险管理基础设施；明确以流程缺陷观察作为操作风险管理主要方法，依托自评估、关键指标体系和关键风险点监控排查强化操作风险管理基础；等等。
五是试图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价值创造能力。银行风险管理不能停留在“内控不出大纰漏、风险暴露比较少、不良率比较低”的层次上，内控有效性也不能停留在“人盯人”、“层层加锁”，而是要着眼于业务流程和基础制度的梳理完善，依托先进信息系统，通过管控节点合理设置来提高风险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从根本上说，只有提高银行风险经营能力，才能增强内控的有效性。为此，在同事之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应该建立组合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依托经济资本、风险限额等组合管理工具，实现覆盖不同类别、不同机构、不同产品、不同客户的整体风险管理，提高资产组合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政策的精细化水平，提高客户选择能力，从源头控制好风险；深化先进风险管理工具的运用，提高面对具体交易的风险安排能力。例如，利用内部评级模型，提高客户选择能力；利用风险成本计算器，提高贷款风险定价能力；利用各类价值分析模型和评分卡，提高差别化市场营销的有效性；利用押品管理系统，提高风险缓释能力。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制度和技术积累来看，银行风险管理从“内控导向”转向“风险经营与内控相结合”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理念也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加快这种转变并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制度和流程安排上，以保障和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这是当前以及今后大型银行风险经营管理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