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海外知名金融机构越来越喜欢用中国人做首席经济学家的话，那野村证券的赵扬又是这其中的“异类”。
先在复旦、厦门大学任教，后在香港金管局做经济研究，其后又在国内最著名的中金公司从事经济研究并担任执行部总经理，再到今年2月到全球最有影响力、日本第一大大券商野村证券担任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赵扬的“产学研”功底丰富多彩。
对于中国经济、货币政策、地方债置换以及最近被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看待？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赵扬日前在接受《前海传媒》专访时就这些问题一一答来。
赵扬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主要来自投资放缓，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放缓。
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他指出，目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来实现的。利率下降，家庭购房成本下降，同时房价预期也相应看好，资金于是流入房地产，房地产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但房地产容易诱发投机，如果购房需求主要靠房价上涨预期来推动，那容易导致房产投机和资源浪费（持续而大量的住房空置就是典型的浪费资源）。
“放资金流入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或者传统制造业也都会带来一定负面效应。因此，最终取决于调结构、控风险和稳增长之间的平衡。”他谈到。
赵扬并不认为目前货币政策已经全面宽松。他说，降息是放松，但降准主要是对冲外汇占款增长放缓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速下降，目前M2增速仍在下降通道，央行的数量调控上并没有全面放松。“后续的货币政策仍将进一步放松。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需要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刺激国内的总需求。”
对于当前持续火爆的股市前景，赵扬则较为担忧。“有一个风险因素正在上升，很难说是不是最大的风险，就是股市过快上涨随后大幅调整。股市的大幅调整将导致很多散户财富受损，财富分配更加集中，经济结构趋于恶化。”
前海传媒：半年内连续降了三次息，您怎么看目前的经济压力？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进一步放松？
赵扬：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主要来自投资放缓，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放缓。房地产市场将逐步稳定，但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将继续下滑，拖累经济增长。后续的货币政策仍将进一步放松。
其中，降准主要是对冲外汇占款增速放缓带来的基础货币增速下降，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宽松。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需要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刺激国内的总需求。
前海传媒：这次的非对称降息，是不是也说明利率市场化即将展开？今年内是否有望？
赵扬：利率市场化已经展开。我们认为下一次降息有望取消存款利率上浮的上限，时间可能在今年3季度。
前海传媒：市场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有问题，在货币宽松的同时，这个顽疾该如何解决？如何让钱真正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
赵扬：坦率说，我一直不太理解钱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这个说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是政策利率下降如何刺激总需求扩张，而在我国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家庭消费受政策利率影响不显著。投资中，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各占四分之一左右，制造业占比约30%，剩下的是其他行业。其中，制造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脸色。这就是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
所以不是钱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结构下，政策制定者和市场投资者真地敢让大量资金流入这样的实体经济吗？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还没有找着北的时候，资金流向也会显得盲目。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来实现的。利率下降，家庭购房成本下降，同时房价预期也相应看好，资金于是流入房地产，房地产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但房地产容易诱发投机，如果购房需求主要靠房价上涨预期来推动，那容易导致房产投机和资源浪费（持续而大量的住房空置就是典型的浪费资源）。
放资金流入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或者传统制造业也都会带来一定负面效应。因此，最终取决于调结构、控风险和稳增长之间的平衡。出于稳增长考虑，恐怕还是难免要将部分资金重新导入这些领域。
长期来看，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在逐步下降，结构转型要求更多依赖房地产之外的其他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对新兴产业而言，繁荣的创业板和PE、风投等已经在将大量资金导入这些领域，只是目前这些新兴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仍然较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有限。而且，创新也存在很大风险。
部分市场人士所批评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更多集中在非房地产的企业投资需求或者家庭消费需求并没有随着利率下降而显著回升。这在理论上可以说出很多原因。
首先，我国的银行体系仍然偏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受货币政策放松的影响要小很多。这个局面一时难以改变，更难以通过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来改变。
其次，去杠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在企业负债率高企和总需求疲弱的情况下，风险上升，银行信贷扩张和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都更加谨慎。
美联储量化宽松的初期也是如此，否则美国的QE也不需要做到第三版。而且，高债务率本身就创造出了货币需求，因为需要更多货币来支付债务，这导致更多货币用于债务支付而没有起到商品流通作用，这算是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吧。
第三，出于控风险和调结构的考虑，政策之前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厉控制，导致资金流入基础设施投资的渠道也受阻。这一点与房地产类似，虽然基础设施投资不像房地产投资容易诱发投机，但是会继续推高政府负债，增加潜在风险。政策需要在控风险和稳增长之间权衡。第四，我国家庭消费似乎对利率不敏感，这可能由于我国家庭负债消费的情况不普遍。
除了传统的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先后获得松绑，目前中央也在强势推动新兴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等，一带一路也可以算是一个大的方向。这些政策也许能为资金找到一些新的流向。
前海传媒：去年央行不愿意采取全面放松的货币政策，现在似乎顶不住压力了，开始把稳增长放首位，这种货币政策转向是否说明央行之前对经济判断不足？也凸显今年经济压力会更大
赵扬：针对通胀和经济增长形势进行相机抉择，是货币政策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不觉得央行需要像守节一样坚持某个货币政策。去年以来经济受房地产市场调整、投资放缓、外需疲弱等因素拖累，下行压力大，加上通缩压力隐现，央行在去年下半年逐步放松货币政策，正当其时。
目前的货币政策虽然较前期更为宽松，但尚不能称为全面放松的政策。降息是放松，但降准主要是对冲外汇占款增长放缓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速下降，目前M2增速仍在下降通道，央行的数量调控上并没有全面放松。
前海传媒：最近财政部联合央行、银监会下发了102号文，也就是地方债置换，一些人说这是中国版QE，您对此如何看？在经济下行阶段，包括房地产也持续疲软，地方债务目前的风险是否可控？
赵扬：地方债置换，我觉得本质上是对过去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所累积的债务实行定向降息及债务增信。通过这一举措，相当部分的地方融资平台存量债务获得了近似国债的信用等级和利率水平。这和美国央行购买债券的QE虽然表面相似，但其实扯不上边。
美联储QE之前，其资产负债表长期不扩张，通过QE导致央行大规模扩张，同时把政策利率打压到接近零利率，因此是一个货币大放水。而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长期持续扩张，近期由于外汇占款放缓导致扩张速度下降了不少。且不要说央行不一定直接参与地方债置换，即便未来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地方债置换，也不过是通过新的手段维持其资产负债表扩张而已。
我国目前地方债务总量估计20多万亿，加上中央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过50%出头，债务风险完全可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目前大部分都还是以企业债的形式出现的，同时我国中央政府负债率极低，这都给政府处理债务提供了更多回旋余地。
前海传媒：货币政策的另一面是，李克强总理说要倒逼银行改革，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许多金融机构亚太区的总部，前海一些机构去香港发债融资，成本很低，前海的金融改革也持续了多年。目前的金融改革似乎也是两种，一种类似存款保险制度，全国推行，另一种比如前海，上海自贸区这种的。您如何评价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金融改革？
赵扬：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金融改革其实分别集中于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今年金融改革步伐较快，但是我觉得仍然属于比较稳健的渐进式改革。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更有效地发挥现有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但是同时需要对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资本账户开放是趋势，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储蓄更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也可以更多地吸引国外资本，但是需要提防由此带来的风险，需要把握合适的度。
前海传媒：野村预计二季度以及下半年接下来的经济增速是多少？全年增速是多少？今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赵扬：野村预计二季度GDP同比增长6.6%，主要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下半年随着前期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逐步显现，经济增速将小幅回升，预计三、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7%和6.8%，全年增速6.8%。
很多风险因素都被充分预见到了或者发生了，例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地方政府债务等等。这些被充分预计到的风险应该都不会构成大的风险。
现在看来，有一个风险因素正在上升，很难说是不是最大的风险，就是股市过快上涨随后大幅调整。股市的大幅调整将导致很多散户财富受损，财富分配更加集中，经济结构趋于恶化。
前海传媒：前不久财政部长也公开谈到中国有一半概率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您是否认同？背后是否凸显这一轮改革压力很大？
赵扬：我觉得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较小。按照联合国的定义，人均国民总收入1.2万美元即属于高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基本相等）2014年已经达到7575美元。如果未来10年GDP实际增速能够维持在平均5%左右，则10年后中国人均GDP以2014年价格计算可以达到12000美元以上，走出中等收入区间。若5%的经济增速可以保持20年，则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可以使中国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关键在于，5%的经济增速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从需求来看，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仍然有投资空间，虽然未来投资需要放缓，但是5%左右的投资实际增速即可贡献接近2个百分点GDP。
同时中国未来的消费增长潜力也很大，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将有利于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政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加快这一转变。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如果能够促进收入平等化，也有利于提高消费率。消费贡献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难度不大。
从供给面来看，目前城镇常住人口比例是54%，因此城镇化空间还很大，而城镇化比例的提高将继续优化人口和资本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的持续增长（虽然低速），仍将继续提高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且，政府在很多领域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释放制度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处于生产和技术边界的发达国家都有2%的潜在增长率，不要说中国有这么多可以提高的空间，难以想象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会跌到5%以下。只要中国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想象不出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挡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当然，无论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的增长，都需要政府继续推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民主和法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