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周其仁教授在此次研讨会上发言而撰写的文章：

网约车早在2012年就出现在北京和杭州，到此次国家七部委出台《管理暂行办法》，已发展了四个年头。我认为这个过程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网约车跑到街上在先，出台管理规范在后；二是在争议四起的环境里，广泛听取、吸收各方意见，在各相关利益方参与下形成政府管理办法。

第一点特别值得肯定。倒回去想，当网约车于2010年出现在旧金山、次年出现在巴黎之后，要是有人也想在中国搞同类服务，如果选另外一条路径，如申请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批准开办申请，或仅在舆论上呼吁中国也要网约车，那么，同样花四年时间，会不会有今天这么一部承认网约车并加以规范的管理办法？不好说一定不会有，但可能性应该近乎于零。

好在中国没走那么一条“创新之路”。实际发生的，是一帮年轻人在别人还不知道网约车是何方神圣时，就写出自己的应用软件，就走上街头一个接一个策动的哥的姐尝鲜、就自己当顾客用手机叫车。简言之，就是先干起来、先试起来。等到我们的上层建筑里为此热闹起来之时，网约车早已被很多人体验过，甚至在都市出行中占有一席之地。仅以滴滴为例，从征求意见稿到《暂行办法》公布，这家公司每天产生的业务单从700万上升到1000万。加上其他公司，网约车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大。

实践出真知。我观察到网约车争议中不论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拿试验中的网约车作为分析对象和立论依据。离开街上跑着的网约车，要争出个名堂来，怕不容易。要寻找最低限度共识，更不容易。

允许先试更重要的意义，是这个新行当有机会在试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恐怕将来有人回溯这段创新史才可以清楚表明，从2012年网约车在中国诞生到《暂行办法》颁布，各家网约车的商业模式、服务规范、技术与内控，究竟发生过多少变化。互联网经济本来就有“快速迭代”的看家本领，可以顾及乘客体验、并在用户积极参与下不断改善服务品质和商业模式。要是没有一个在试验中迭代改善的机会，以最早设想的业务模式作为报批的基础，那这档子创新要站得住脚就可能难上加难。

网约车的经验说明，“先试验、再规范”是启动创新、并使之落地的一条现实路径。这与中国以往改革经验一脉相承。从包产到户、民营企业、开放外向一直到网商兴起、快递遍地，无一例外都是试验在先、规范在后。倘若把这个屡试不爽的逻辑反过来，非规定先取好名字，再让人生孩子，那就断然搞不成改革，也实现不了创新。

问题是，怎样更为明确地肯定这条经验？回到网约车，我想问一句：在此次政府部委发布《管理暂行办法》之前，约四年时间里在我国大小城市街上跑着的网约车，究竟算一种什么法律状态——合法？非法？还是既不合法也不非法的“灰色状态”？

我倾向的答案是：合法。理由是网约车不是原来的出租车，其所从事的活动也不是原有法规所界定的“营运”，因为其时还没有这类营运活动，所以立法者不可能先验地判定后来才出现的网约车营运是不是一定属于原先“营运”的范围——这是白马非马的学问了。等网约车出现之后，究竟非法还是合法——包括争议最大的私家车可不可以做专车营运——需要经由一个法律程序来明确，在没有启动相关程序之前，在启动了界定程序尚未作出“网约车非法”或“禁止营运”之前，网约车就是合法的。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当然惟有合法才可为。

其实此种状态，在中国改革历程里所在多有。邓小平喜欢讲“大胆试、大胆闯、看一看”，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吗？对新冒出来的事物，还没看明白就一棍子打死，后面还有什么戏！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轻而易举给人家戴上于法无据的“非法”帽子，何来改革，何来创新？

有人或批评说，照此办理，岂不是自由过度、天下大乱？我以为那实在是多虑了。因为此处适用、也仅仅适用“法无明确禁止”范围内的行为。至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该禁的禁，该办的办，该罚的罚，怎么乱得起来？常识说，网约车在未经程序明确非法之前被视为合法，并不意味任何人可以利用网约车损害他人生命财产和公共利益——如果发生那类事情，现存刑法、财产法、合同法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法规都可以有效加以管束。譬如，如果哪辆网约车撞伤了行人，警察难道会不管吗？还不是与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公务车撞伤行人一样管。

直到有充分证据表明，网约车的不良事故不限于个别当事人，而与此种经营方式有着内在联系，那就启动审定程序吧：对过去法规未明言非法的网约车，要不要根据其出现后的实际效果，加以普遍的限制、禁止或列为非法？在逻辑上，情况不严重，就无须急急忙忙出台法律的限制或禁令。反之，如果情况严重，延用其他法规防不胜防，新的普遍性法律约束就会下达。

这就是说，实行“法无禁止即合法”的准则，并不至于因为对新出现商业模式的宽容，而特别加大对他人自由、生命财产和公共利益的威胁。

我不大赞成的，是市面上流行的以下这种“法治观”——似乎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任何老百姓在市场上满足需求的行为，哪怕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要得到某个行政机关批准，都要拿出法规条条和许可，否则就一律非法。这算哪门子法治呢？过去教条主义动不动“拿本本来”，现在动不动“拿法律条条来”，要是僵化成“不看黄历不出门”，谈什么创新社会，岂不让人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中国转型还远未完成。为什么当年小岗村要改革，还不是原有体制不管农民的饭，却死死管住农民的手和脚。改革就是突破：让农民放开手脚自己管饭行不行？实践证明行，于是改革延伸到非农业领域，国家也包不了所有人就业，让人家自由创业、办厂、经商、务工，不就得了？结果走出一条康庄大道。现在中国经济大有成就，千万不要走回头路，不管饭却管头管脚，动不动把法无禁止之事，随随便便就宣布为不合法。

按上述认识，2012年出现在中国街头的网约车，打从诞生之日就合法。那么，四年后政府相关部委出台的《暂行管理办法》，又有什么意义？我以为，这部管理法规的作用，在于“明确网约车合法，并在明确合法的基础上，实施规范管理”。

为什么“本来合法”还要叠床架屋，再来一个“明确合法”呢？答案是国情使然。毕竟中国走法治之路，满打满算还是初级阶段。“法无禁止则可为”对很多人来说陌生非常、疑虑重重。人们似乎更习惯“宣布合法才可为”，甚至还有人相信“说合法也不一定可为”。如此现实面前，“本来合法”再加一个“明确合法”，恐怕就不是多余的。

更重要的是，对于网约车这样一个在很短时间就迅速成长的新产业，确有规范管理的需要。是的，不是所有合法行为都需要专门的管理规范。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诸如邻居家的电视机可以开多大声响、大妈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多晚、你的旧自行车愿意卖给谁、我送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上机场可不可以收点人情，都合法，但又都无须出台什么管理规范。那些日常行为——加起来总量也蛮可观——靠道德、习俗和社区民约调节就好，实在闹出大件事的，一般民法准则也足以应付。

网约车不是这类事务。她新颖，应用最新潮的移动互联技术，令很多人懵懵懂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她具有极强的网路效果，一旦越过临界点，能够迅速集结超量供需方。她活跃在大都市和中心城镇，人群密集于狭小空间，交互频率高，外部影响大。她还占用城镇街道，那是一种在利用上忙闲极度不均的公地，带来资源争用的若干特别问题。当然，网约车并非在一片空白中横空出世，她自呱呱落地之日，就挑战早已在位的传统出租车，要动人家的奶酪。

具有以上未加完整刻画特点的网约车，仅有合法地位是不够的。实践很快带出新问题：在网约车行业内外，一种合法的自由会不会影响、妨碍、甚至侵犯其他相关方也具有正当合法性的自由？在经验上，市政管理机关与网约车平台、平台与司机、司机与乘客、网约车与争抢街道资源的其他出行业务之间，一种自由常常与其他自由处于磕磕碰碰的状态。

在学理上，人们一般同意法律要保护的是不侵犯他人合法自由的自由。这当然没错。问题是在真实世界，究竟什么才叫一种自由侵犯或没有侵犯他人自由，并不容易界定。尤其法经济学达到了科斯于1960年发表大文的思想高度——所有权利侵犯问题都具有某种双向性——对这个难题的回答，就不能不从追求本质合理性，转向更多依赖程序合理性。

网约车四年来的实践，要求明确合法，也要求形成一套管理规范，以确保这项中国人出行方面的重大创新，在经历争议和种种磨合之后，转为日常生活里平平稳稳的现实。《暂行管理办法》应运而生，难怪主要舆论对此纷纷点赞和表示欢迎。刚才兆丰在评论中，仔细对比《暂行管理办法》与10个月前《征求意见稿》之间的区别，诸如肯定了“政府监管平台、平台管理司机”、删除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取消签订强制性劳动合约、删除“不得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等等，认为新规“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国家级网约车法规”，“必将在科技商业史上留下一页”。当然也有担心，主要是网约车如何在2800个地方完成注册，以及在众多地方的落实过程中，会不会变相实施不当管制和过度管制，妨碍公正的市场竞争。

由于涉及城市政府在改革和创新中的作用，我想再作点说明。2015年在上海讨论首个中国城市承认网约车合法地位的经验，以及10个月前在朗润园讨论征求意见稿，我都主张把如何规范对网约车的管理，明确为城市事权，建议中央部委定出若干指导原则之后，主要由城市政府来承担实施具体规范的责任。

强调城市事权的出发点，是随着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新老出租车基本都成为城市内部事务，不需要跨城市、更不需要全国性管理规范。更重要的是，上文所述如何划定多种自由权利之间的恰当界线，是一件细活。在各具特点、差异甚大的几百个中国城市各自的经验与信息基础上，网约车才可能在整体城市交通、出行格局中得到合理处理。

官僚主义不作为、审批权力寻租之类，总存在。因此中央的指导原则和在正确原则下自上而下的督办、推动不可或缺。另外，城市间存在竞争关系，在解决打车难、出行难、回应当地公众关切等方面，各地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将推动新政落地。现在快递遍布的地方，早就不止2800个行政单位了吧？非要与快递过不去，有那么蠢的吗？

把几面都看到，我们至少可以说，细节里固然藏有魔鬼，但也藏有天使。总可以努力一把，争取让天使降服更多的魔鬼，创造更多管用的经验。还是那句话，未来到底怎么样，取决于各方的行动。

（文章来源： 凤凰财知道）

以下是发言记录，经作者全文修订。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作者 周其仁。

主办方今年出的题目，对我来说一时拿不出好答案。有难度，是挑战，所以很愿意把一些不成熟想法提出来请各位批评。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做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之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

《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同时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自那时起，这个大判断一直在经受检验，说资本主义要灭亡、却一直还没有灭亡的紧张挥之不去。

前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是二战，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在和平时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竞争中不但没胜出，还弄得一个经济停滞、体制僵化，到前苏联解体，不可能留下明确乐观看未来的遗产。

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把国民经济拉到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1980年提出20年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不过回看上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

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数之不尽、纠缠不清，没功夫好好想将来。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里提出来的。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

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粒子时，无从预知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不确定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

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票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只是非严谨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当然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卖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洲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的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

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起来当真扶一扶。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

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各位读段引文。“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从0到1》，中译本，第87页）。

根据什么呢？

“老一辈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由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同上书，第88页）。

不管在座朋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其实自我划界，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去年以来两次访学之旅。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岛商学院组织的，受邀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

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但现在的以色列却是“欧洲菜果厨房”，每个以色列农民可供养的人口，从1955年的15人增长为2014年的400人，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总人口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哪来这套本事的？源头还是教育。
我们中国人也重教育，但对比之下重点有别。一是人家教育重信仰，让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坚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来就可以“与上帝较力”，所以自强不息，绝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

二是虽信仰虔诚坚定，对拉比（教士）也极为尊崇，但从小受鼓励大胆发问、审慎怀疑、挑战权威。犹太母亲对放学回家的孩子，不问考试也不问成绩，只问“今天是不是问过一个好问题”？

在佩雷斯中心听了一场阿龙·切哈诺沃的讲演。小时侯妈妈教他说，人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这辈子要永远逆水走”。这就预先画出了他一生的轨迹：在任何领域一旦成功走顺，立刻另辟一个领域逆水行舟。

学术上打遍国内无敌手，就跑到美国闯天下，评上终身教授后又不甘顺境，再回特拉维夫主攻科研难关。2004年他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以色列国内获诺奖第一人。他的经验体现了据说是《塔木德》里的一条哲理，即“难的事情容易做成
”。

另一场精彩分享，报告人是以色列国防部武器研发前总管丹尼戈尔德准将，介绍研发“铁穹”（Iron Dome）的故事。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邻国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万人被疏散，100万人不得不躲进防空设施。同时，在南部还有近100万以色列人在射程更远的“卡桑”（Qassams）火箭弹的威胁之下。2007年时任国防部长佩雷斯选择“铁穹”应对，领导研发的正是这位丹尼戈尔德。六年后，“铁穹”完成实战部署，仅2009-2012年三年间，就成功拦截了245枚来袭火箭弹。在报告中，这位前准将给我们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大家以色列人正举行婚礼，空袭警报响起，却没人慌慌张张跑防空洞，大家反而举起手机对天空拍照，但见被拦截的火箭弹在空中散开，活像外邦来贺的礼花！

退役后的丹尼戈尔德初创科技公司，研发一款微型导弹，用在人体的血管里打血栓。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再问一次人家凭什么？凭人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劲，看来这个民族把对神的信仰转化为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

倘若问以色列创业人群怎样看未来？“明确乐观”绝对占据主流。否则，为什么老挑别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着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确定的未来机会无穷。

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干

第二次访学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位老师、同事和校友，自行组团到美国看创新。事情缘起2015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办过一个论坛，请到一家中国创投公司的创始人王煜全，介绍他们在美国投资科创项目的经验。他还请来一批美国科创公司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现场说法、演示、答疑，一起讨论王煜全概括的“美国积木式创新”，让参会师生大开眼界。此后我的一位同事薛兆丰教授躬逢其盛，参与组织了积木式创新的访学之旅，并发表他与煜全合著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机遇》，详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怎样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联邦科研基金、非赢利大学、教授与博士、各路创投资本、企业家等等资源有效组合，在极不相同的技术经济方向上创新，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和中国创新的意义。

我是全程听了那个论坛的发言，也全文拜读过王、薛两位的新著。多年习惯，凡听得有意思的，最好能实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们还组织“积木式创新的深度考察之旅”，报名成行，与三十几位同有此项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游学两周，刚回来不久。所谓积木式创新，要点是打通科学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与产品、市场、产业之间的经脉。所以此次游学，基本就在旧金山湾区与波士顿走廊，围着两家知名大学打转转。过去是来过的，也听过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以及MIT的校训“动脑又动手”。原来不知道的，是美国最好大学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来也不设围墙的校区，与市场和产业精锐部队，打成一片。

还是举几个印象深的实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来。先说Xcor，从洛杉矶往北约90英里处，一片半沙漠地带里看到竖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门户”，那就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Mojave Air and Space Port）了。Xcor是设在此地的一家科创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飞船的发动机。毫不起眼的仓库式厂房里，40来位科学家和技工已经忙了十几年，除开预售过一批太空游机票（每位9.6万美元，真有美国人来买单），Xcor连一分钱的进项也没有，就靠投资人烧钱研制着一个型号又一个型号的太空发动机。

我们见到的那些朴朴实实的家伙们，究竟怎样想未来？据说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地球不堪人类负担，要为太空移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向火星移民200万吧，那不过是一个初级目标，可真要实施，还不得天天向太空发定点班车（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飞机”，才要过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发动机。

再说Hyper Loop One，立志要造超级高速列车，构想把一个大管道里的空气抽干净，让列车在真空状态下由磁悬浮技术推进，时速可达每小时700-800公里！当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满墙涂鸦的街区找到这家公司时，她的CEO干脆利落用半个多小时简报了他们的梦想、进展、成就与希望。听起来总共融得不过1亿多美元的资本，就要干一票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业。据说在拉斯维加斯沙漠里的测试已通过，也有找上门来的客户下了订单。前程一片光明，几十位工程师干得热火朝天，很多人不领工资——其实要领也没有——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万一成了呢”？

这两档事的未来大不确定。问题是干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也不觉得上太空、超高铁这类事只有“国家”去想才合适。人家百无禁忌，“国家（nation）观”与我们也不大一样，里面含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民，绝不单单只是“政府”，更不仅仅只限“官人”。

百无禁忌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干，七八年、十来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这后面没有薛兆丰在游学中屡屡强调的“制度”，当然完全不成。不过人们怎么想未来，似乎更是隐性的根本，要是没有明确乐观看未来，那些个钱财、人力物力的，干什么不好呐？

我们还看了一家叫Witricity的公司。创始人是MIT的物理学家，他的研究支持无线充电，从大学得到专利授权，找来创投资本和管理人就创立了这家企业。现在他们的实验室产品可以拿得出手看，但见一块充电软垫上，放几部手机、笔记本电脑上去，立马自动充电，连一根电线也没有。电动车充电就不再需要建电桩。更妙的是，透过人体可以给体内的心脏起搏器之类充电。公司架构也有意思，教授做学术顾问，企业家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权。

波士顿附近还有一家公司1366，研制太阳能硅片。现行技术是把硅块切成薄块，贵重的硅材料在切割中要损失一半。新技术可以一次成型薄硅片，再也无须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阳能发电接近火电的价格。我问CEO，你们量产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中国去制造？他说不会，已在纽约州北部选址建厂，但生产出来的硅片会运到珠三角组装，再送向市场。

王煜全最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总专程到旧金山给我们作介绍。他们发现，人并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过眼睛把外部图像信息传输到大脑，然后在大脑成像。根据这个原理，盲人只是接受信号的眼睛出了问题，但只要他们的大脑成像功能还在，就可经由别的途径输入信息，重见光明。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种设备，让盲人含在舌头低下（“电子棒棒糖”），另辟蹊径把图像信号输入大脑，让盲人看不了也能见！

路上带着布赖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不是易读的一本书。不过跟着看了十多个科技项目后，觉得明白了一些。何谓新技术？就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那什么是“原理”？“就是应用某种现象、概念或理念”，而技术不外就是“概念的物化”。更好懂的是，“新技术是由社会需求形塑而成；它们主要来自标准域外的经验；它们更容易伴随展示交换的过程产生；它们经常在网络中得到促进”（中译本，第120页）。这不正是此次游学我们天天见到的吗？探究这些从事创新活动的美国人看未来的态度，他们一律相信科学原理可被发现，可被应用，而人类的种种难题，总有希望解决——“明确乐观”扑面而来！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

回头再议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我认为他找到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

“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国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赶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从0到1》，第87页）。

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早有这么一说：全世界都要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要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五个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个地球？结论是不可能，这才是中国人“明确悲观”的真正由来。

要害是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环境已经发出了警告、倘若把经济开发的环境成本全部“内化”为价格，那么现代享受对多数人口注定贵不可及。谁能劝说人们安于“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传统生活呢？继续向前现代化，要承认现存技术再先进也还不够先进。欲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现代化需求，研发不能停、创新不能止。要让中国人——还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确而乐观，从0到1尚不够，还要有能耐把不断冒出来的1，在环境支持限度内扩展成为N——可不是小数目的N，而是10亿、13亿、30亿。如果我没误读，这也是《富足－未来比你想得还要好》一书的中心观点。此书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学背景的哈佛医学博士，又是美国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军人物。带着他这本书在游学路上边看边议，堪称绝配，值得推荐给各位一试。

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闭环。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老问题要新解，我们在游学中感悟到一点，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创新创业的最优主体既不是超大组织里所有人，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先知先觉。最优创新组织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气相求容易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组织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动。群与群交互作用，行动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这像生命一样，能够无中生有，是起于“一锅原生浓汤”，活跃分子凑到一起，闷在一块，高频互动，直到长出一个新结构。从这点看，革命、改革、建设，在发生学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