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部分嘉宾关于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言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程惊雷

发展新能源汽车关键是要做好“加减乘除”：

“加法”就是要加产品，持续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产品制造、人才集聚等领域的投入；

“减法”就是降成本，在确保产品优秀品质的同时，通过技术突破和性能升级，降低产品成本和用户的使用成本；

“乘法”就是要把新能源汽车和智能互联技术相结合，产生乘数效应；

“除法”就是扫除新能源汽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新国标的正式出台为新能源的车企、充电桩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了依据标准。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吴敬琏

作为一种新产品，新能源汽车还没有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的时候，肯定需要政府补贴。但原则是一定要补需方，不补供方，因为需方和供方之间隔着一个市场。

科技部部长 万钢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汽车产业转型发展、转型升级的一个焦点。

轻量化是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必然趋势，轻质车身和轻质底盘都成为发展电动汽车和各类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先行。

科技部电动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 欧阳明高

按照目前的态势，我们完全可以实现202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500万辆的目标，关键是我们能否实现技术和产量的双丰收。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

截至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近50万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相结合，进一步培育企业的内生动力；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加强技术研发，加快电池等核心零部件维修保养体系建设；探索科学有效的商业运营模式；推动汽车产业与电子通信互联网等产业的融合与创新发展，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构建标准法规体系，加强舆论引导，宣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运行费用低等优势；提高公众认知、认可程度，引导和培育市场消费。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 陈清泰

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孕育期，政府是新能源汽车的第一推动力，以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超过汽车总产量1.5%为标志，表明国家鼓励和支持政策已经趋于完善。

财政的激励政策难以很好地体现对产品技术水平提升的导向和对降成本的激励，在把规模先搞上去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企业追逐补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总体上看，目前电动汽车还是一个高度依赖政策的市场，它的不可持续性也逐渐越来越明显。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 路甬祥

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化石能源时代的汽车动力转型过渡期，和新动力技术创新突破的机遇期。随着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电力电子、交直流条速电机等能源转化、回收、储存和动力控制等技术的创新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一环，将成为世界能源和新经济体系当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都为电动汽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机遇。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和谊

预计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将分化出两种发展模式：

第一种就是在传统车身上搭载新能源动力，生产组织方式不变，技术含量偏低，进入门槛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国内企业都采取了这种方式，预计未来竞争局面将和传统汽车行业一样趋于白热化。

第二种是以特斯拉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以新能源动力为突破口，通过以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网络化集于一身的迭代产品和全新的商业模式，汽车生态改变了全球汽车产业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才是未来真正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林连华

小型电动汽车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的战略选择。据统计，2015年小型电动汽车销量增长50%，全国达到60多万辆。小型电动汽车安全、环保、经济、舒适，能够实现亿万百姓的绿色低碳出行、安全舒适出行和经济智慧出行。

以上是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16)上，嘉宾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言论。文章内容来自中国网，活动家整理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m.catawbaoil.com/17898.html，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小编微信：hdj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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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内容：

投资拉动已经基本无效，怎么强调提高效率都不过分。“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在今年看来，党和政府的领导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从过去的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着重在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积极的转变。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了很久了，但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为什么会现在碰到这么多问题？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架马车。

特别是09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习惯的思维就是因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也碰到很多困难，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困难，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做“扩需求、保增长”。但这个办法看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

最近两年“扩需求、保增长”副作用表现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09年的时候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马上增速就回升三个甚至四个百分点，但近年来效率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回升的很少且持续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下去了GDP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另一方面，我们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就是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样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这样某些环节上越来越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出现所谓系统性风险。这对于从需求侧去看问题、去找解决的办法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样观察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所用的这些措施是不恰当的。本来经济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对于社会各界来说，认识这种方法的偏差有一个过程。

在今年看来，从朝野各界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达成了共识，特别是上个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党和政府的领导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主要也是三个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学的普遍共识是应该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供给侧主要的因素是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拉动增长的可能性逐渐的在消失，加上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其中一点是三个基本供给驱动因素中着重在第三个因素上，就是效率提高上下工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它的积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

“供给侧”改革要靠市场手段。面对改善供给的时候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怎么能够改善供给？改善供给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一些决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什么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其实所谓粗放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主要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在1995到2000年的五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改善供给、供给侧的改善。

为什么九五计划就做了规定，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方法上可能不当，可能不够有力。在九五计划，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里说的清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跟另外一个转变一块进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所以九五计划所规定的转变叫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得很清楚，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正在进行，应该说体制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都大大的减弱了。虽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推进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十五期间热衷于大投资、进行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的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这方面进展一直不够快，原因在于改革推进的不够。政府习惯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用这样的办法。

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那是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能够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用的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大量给企业补贴来发展光伏产业、LED产业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这样的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政府应建设法治环境，而非直接干预市场

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来推动改革，实现这样的改变。所谓突破变革的关口，就面临着供给侧体系和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这方面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需要我们共同来做好。政府就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那样，在它应该做的事情上做的更好，而不是去重复过去几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再说过的，政府做了一些不应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做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要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建设好的法制化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的去确定攻关的内容、确定技术路线、去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的阶段，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削弱了市场的竞争。

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变革的积极参加者。这项变革，市场化、法制化的变革对于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是有影响的，但对于长远的发展，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里面就有取舍的问题，是不是支持这样一些能够损害自己短期利益的改革，全力的进行支持还是阻挠，去阻挡改革的实现。

另一方面，企业家要做出准备，要适应新的经营环境。过去因为体制不健全，所以就有很多特殊政策或政策优惠等，但为了推进实现供给侧的转变，能够使得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一定要建立刚才说到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样的营商环境下，或者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下从事业务活动，而且能够把企业办的很成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因为你不能再依靠政府给你的特殊政策、特殊优惠去赚钱，只有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能力去把企业做到成功，这是需要花力气的。

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共同来过这个关，我相信我们能够创力量，能够突破变革的关口，保证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以上是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暨《中国企业家》30周年庆典上吴敬琏的精彩发言，更多年会内容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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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活动家为您选出的7位嘉宾发言的纯干货内容：

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雷军

融资不是卖公司，价格不是越高越好。价格越高隐含的风险也高，双方合适的价钱最好：很多创业者有一个巨大的误区，觉得融资时作价越高就越成功。其实，融资不等于把公司卖给别人，不是一次性的，还有很多后续的挑战。投资和融资的过程好像结婚，你要别人给的嫁妆越高，别人对结婚以后的要求就越高；你的嫁妆要的很离谱，投资人在你的董事会、公司里面就会给你施加很多的压力。融资合同大概四五十页，你只关心表面的价钱，后面还有很多你必须承受的很苛刻条款。”

过去一年是资本的“盛夏”，中国的资本市场过热，热到每一个创业者都认为自己的公司值1亿美金、几亿美金、几十亿美金。到三个月前，项目价格已经贵得离谱。太贵的话，项目的风险很大，使投资者不敢投资。随着中国二级市场遭遇寒冬，冷风很快也传导到创业市场，今年的创业公司在投融资过程中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冬天，而是一个回调期，如果准确表达，应该是一个合理偏保守的状态。“现在可能是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不见得是真正的冬天。”

合并以后能够提高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减少恶性竞争，使市场秩序得以优化。如果这股风潮起来，对大众创业很有帮助，中国的创业环境会越来越好，因为并购的频率越高，创业者退出的通道越多，投资者的热情越高，而不止是上市这“华山一条路”。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携程网CEO梁建章

放开全面二孩是一个良性的成果。过去，由于对敏感话题的控管，使得公众对此议题的观念偏差比较大。但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和其他公众人物在网上的参与和呼应，终于使得主流媒体也一起开始传播，形成良性互动，再引起更广泛的官方、决策层和学术界的讨论。

中国的“大城市病”不是人多的问题、而是管理手段低落的后遗症，人口应该是资产，而不是负担。就算从耗用自然资源和防制污染的效率方面考量，人口聚居的大城市仍比散居的小城镇有优势。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完全应该比东京、纽约的人口还多，甚至可以发展到4000万人的规模。

中国企业家公开呼吁、讨论公共议题是“挺好的事”。从斯坦福大学念完博士之后，自己本来想100%做学术，但后来发现企业家的公众影响力更大，在圈子里，角度特别，如果企业家们能够专业地论述一个话题，或许能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谷歌大区及韩国地区总裁石博盟

其实你不一定非要自主创业。在谷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这样的企业家精神，都有独到的创造力，有自己的意识，并认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个大的公司，我们必须确保人人都有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创新就会停滞不前，就不会有新的创造力诞生。

创新是谷歌的基因，但我们并非将之视做理所当然，我们非常保护这样珍贵的基因。为珍惜创新基因，谷歌开创了20%工作时间制度，允许工程师拿出20%的时间来研究自己喜欢的项目，而这个项目为谷歌创造了巨大的成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当前经济的严峻挑战主要表现还是“三期叠加”，一是经济增长换档期，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二是结构优化的换档期、阵痛期；三是过去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关键要消除体制性障碍。目前金融改革中，利率市场化进展比预期要快，但其他方面的改革滞后。比如监管改革，如果监管的路线、方法、机构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金融市场很难有效。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2009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形势，从金融危机的教训中，需要考虑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要做调整，3％的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可以反思调整。

2015年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形势最为严峻和复杂的一年，IMF连续4次下调增长率判断，目前调整为3.1％，当前全球增长仅为－0.01％，是最低增长率。从贸易量看，WTO对全球贸易增长的最新预期是2.8％，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新挑战。

一些重要新兴市场国家2015年下行压力比较大，最近一次IMF上调了美国增长率，对中国维持了6.8％的判断。统计局公布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长率6.9％，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速度，反映了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

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

据BCG的观察，全球的资管行业目前有4个平衡，分别是从资产和产品、投资者、业务模式和运营模式的角度。

全球范围内，出现一些大的资产管理者“赢者通吃”的现象，尤其是美国。数据显示，2014年前十大资管公司资金流入是整个美国资管市场的121%，也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资管公司是在丢失份额，而前十大获取了额外的21%份额。2013年整个市场的集中度是53%，2014年市场集中度是68%。从欧洲来看，始终是在42%左右的水平。

BCG报告显示，中国机构投资者占整个资本市场的比例是19%，但发达市场是50%，美国为60%。BCG估算，到2023年企业年金上限可以到6.5万亿美元，而个人养老金可以到12.2万亿美元。所以中国整个资管市场最大的增量或者最大不确定性是在企业年金和养老金这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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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2015第六届财新峰会次日会议上部分嘉宾的观点，内容来自于财新网，活动家整理编辑。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小编微信：hdj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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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峰会开幕之际，活动家带您回顾去年峰会上的精彩瞬间，看去年哪些预言实现，哪些问题依旧等待解决，经济形势又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前外经贸部副部长 龙永图

不应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政治化，美国倡导TPP是针对中国显然是错误的。TPP谈判内容有利于推动全球化进入高水平，有利于在亚太地区实现统一的自贸协定，符合中国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原有的旧常态中出现经济失衡，前者的失衡源于高消费、高福利，后者源于高投资、高储蓄，两者可以“镜像互补”，维持二战后的经济运转，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收益于此得以高速增长。这样的旧常态已经积累起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是货币超发和债务积累，已引发多次金融危机。因此，全球需要寻求用新常态来解决旧常态积累出来的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对于速度换挡需要保持平常心，但也要防止增长失速。2015年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首先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化解产能，另一方面要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达到稳增长的效果，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王钦敏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大多是中小微民营企业，新常态下的新改革，需要不断探索产业发展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机制创新，进一步增加促进创新的制度供给。在政策导向上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生态，要进一步支撑实体经济和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分论坛 - 土改城镇化与经济转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许小年：土地改革是关于产权的重要改革，如果没有明确的私人产权，交易就无法进行，交易成本必然就很高。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交易一定是以产权为前提的，而在中国最普遍的现象却是农民只能拿到使用权经营权，不能获得所有权，因此不完全的所有权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一种障碍，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土地得不到长期而有效的投资。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 郑振源：要改革土地制度，一定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土地财政已是地方政府的鸦片烟，最重要的是要改革现行的财税制度，改革政府对卖地收入的依赖。

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汪涛：同工不同酬，同地不同权成为了中国的特色，要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同等的福利，地方政府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动力。现实中，地方政府不是没钱，而是没有动力，财政收入很少用于为所谓“外来人口”服务。
改革的办法是调整税收制度。宽税基，低税率，要把各种各样的收入都纳入所得税，令个人所得税在税收当中的比重提高，财税制度的有效改革将推动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分论坛 -  财税体制重塑政策与影响

汇丰银行大区首席经济学家 屈宏斌：2015年，经济改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启动有相当规模的市政债的发行，要以市场化的形式，更透明的方式筹措更多资金去支持更多公共服务，包括廉租房、绿色投资、污染治理等。这些投资不能给予社会资本过高的期待，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地方财政，通过举债来实施。

分论坛 - 如何破解小微融资难题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 王君：政府需要制定普惠金融以及小微企业融资的国家战略，对此建立可靠的指标体系，并对现状做出评估，如此对未来的方向会更明确，也可以对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立场，哪些政策措施是应该由哪个政府部门来制定和实施，可以得出更好的认识。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很难真正实现政府制定的小微企业融资规模目标。

银客网联合创始人、总裁 林恩民：大象帮不了蚂蚁，国家现在有很多的政策，但政策真正落实到下面的时候，效果并不是那么直接，只有蚂蚁能够帮蚂蚁。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必须以市场为主导，首先要接受优胜劣汰，第二要继续鼓励创新，第三是要包容性监管。

分论坛 – 互联网做金融颠覆与创造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互联网金融是为应对新常态而生的，对传统金融不是颠覆，而是互补。传统金融机构对大客户做到了个性化服务，对中等客户有标准化的产品，做普惠金融的成本则太高了。互联网金融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加金融，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和数据。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张春：互联网金融短期内在技术方面具备巨大优势，如果将来能通过互联网开户和身份认证，对传统金融会有很大冲击。银行中长期在客户信息方面具备优势，主要在于贷款的客户同时在银行具有存款账户，银行通过存款账户的交易数据信息，可以对客户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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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2014第五届财新峰会上部分嘉宾的观点，活动家整理编辑。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小编微信：hdj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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