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经济学界缺的是常识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常识是什么？

常识一：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之间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因为计划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这个常识30多年前，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是今天这些常识似乎被人们已经忘记了。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

许成钢：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特殊制度的研究，经济学面临重大革命

研究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来不是单独的经济，中国经济从来和政治在一起，和全社会在一起，和中国制度在一起，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碰到一个最突出的困难。

我认为现在经济科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讲是社会科学，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革命，我讲的不光是中国，讲的是这个学科。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突然之间使得社会的方方面面数据变成了可以应用和可以想办法收集，而且不仅仅是当前的，还包括了历史的。这样巨大量的数据突然之间跑出来了，这个就可以重大的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

张军：中国经济学发展遇到的最大难点是太没有理论

中国经济学发展遇到的最大难点是太没有理论。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文在国际上的统计，其实只有不到30%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

九十年代以来，差不多20年时间，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进步最快的是经验研究，但是理论研究我觉得远远的滞后。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在中国必须要走向抽象，必须要走向这个理论，因为这是对经济学科、对人类的知识有贡献的唯一的渠道。

（来源：凤凰财经。活动家整理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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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中国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但是我对于当代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有点自己的观点，接下来我有15分钟的时间。我肯定不能面面俱到，我本来想面面俱到的讲，我会通过例子跟大家分析。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点体现在经济发展当中，现在经济学家更加的面临现实了，其实很多的外部非专家的人员是无法理解的，我觉得经济学理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它的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大家可以对现有经济理论很好的进行价格或者价值的预测。到底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因素之间产生关联，但是在最近我们知道这些经济研究理论愈发体现了重要性。

经济学理论取决于我们对于相关性的一种判断：

经济学理论取决于我们对于相关性的一种判断，什么叫做相关性的判断呢？它不是简单的一种测量，我们要作出一个决定，就是说他所采纳的模型是非常明显的例子。比如说税收理论，你如何才能对于某一个税率进行非常理性的判断，到底哪一个比例才是合理的税率，有些是简单化的模型，这些模型都是基于现实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非常精准的模型，能够对现在的现实进行解释。当然我要保证的是这个模型与最终我们的分析结果高度相关的，而且他们是充满价值的。其实这种相关性的判断是很难的，我觉得这是对于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非常困难的一面。

其实这种相关性的研究的基础非常困难，我们必须要决定它的模型本身要非常的精准，它能够充分体现现实当中的变动情况。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是愈发具有重要性的，就是理论。

那就是我们要找到对这个模型更为精准的描述，我们要找到它们的背景，我们要知道它们的相关性。

现在对于整个模型对于现实的反映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有三个例子：

首先是投资，我们的生产决定，包括宏观经济，还有经济行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型的理论，叫做生产决定理论，应该有这样的理论才对，这样的话题，主要是有这样的道德风险在这里，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产出的结果其实是不可确定的，事实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泛泛的经济产出现象。第二种就是概率的分布了，那就是由其他的东西决定的，那就是很多结果的事实概率分布是没有办法观测到的决定来决定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产出型的决定、产出型的结果是不可进行精确测量的。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从事公司管理重要决策的人来说，作出这样的生产决定非常的难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判断每个经理人作出生产性决定，他是怎么想的我们很难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判断他到底会为生产怎么做投资。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做大量必要的背景调查，而且要知道每个人具体做的决定怎么样，才有可能得出产出的决定结果。

所以，当人们谈到像医保这些问题当中经济学道德风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肯定是避免不了要做决定时面临很多问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我现在讲的普通的建议或者定理，跟我们传统的福利经济学不一样，因为它有着更为广泛意义的结果。

那么无论你手上有什么样的原则，我脑子里里所想的，比如说贷款的协议，可能其中还有一些利润，是由这个放款的实体当中获得的，要向他们支付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合同，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是不可交易的合约，你跟一个人借款签了合同，但是不能把借款协议拿去交易，有点像保险的协议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只能从一个公司保这个险对吧。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难以执行的，而且这个合约本身也要涵盖生产者在交易过程中所有的方面，应该是完全的借款协议。我们有这样的例子，那么人们有他的汽车保险，汽车的保险大家都知道，它的保险的涨价和溢价是出了驾驶事故之后提高的，那么随着驾驶量的增加，有些东西是保险公司没有办法事前观测到的。所以说我们在征税和保险方面的争论也非常多，这只是我们讲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跟我们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意义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包括我们的金融保险性的东西，包括CDO等等，很多的东西都存在，但是他们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们好像是在对未来进行保障，但是事实上你没有办法知道未来准确的情况，所以你在这里谈对未来的保障其实有点空中楼阁。所以有的人说这不能仅仅是一个协议、合同协议，还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必须要知道，制定了这个协议和合同的人，在未来会怎样使用这个合同。而且我们要知道，为了借到这个贷款，我们要付出其他哪些利润，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这些。我们要想决定这些东西的变化，我们需要更加复杂的变量模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有更多潜在的模型才能知道，才能相对较好的了解未来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想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找到方法，要找到次优和第三优的情形。

下一页PPT，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宏观经济学还有政策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有点违反我作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身份的背景，但是我不会因为我是这样的学术背景而停止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凯恩斯讲的很有道理，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的大体框架，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思考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现在又谈到，如果我们劳动力失业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有失业劳动力就意味着经济处在不均衡的状态，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经济当中的一些东西才行，而且当变化确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需要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了解非均衡下的动态状况，我们必须要解释凯恩斯总体的均势理论是什么，在非均势动态下是不是有道理的，怎么样解释这样的道理。当然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解释我脑子里相关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情况在于，我问人们，我要人们创立一些模型，在这些模型当中让大家尽量摒弃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指导，让他们说如果让你们做这样的模型，你们寻找哪些信息做这样的模型，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完全有道理，有的人在变化价格，大家有人说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是没有任何人做出有实质性结果的新的模型，这又是让我想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宏观经济和政策方面需要有更好的模型建设。

我们不完美的分配状况。

现在我们很多发表出来的东西同样值得改进，毫不怀疑，我们讲到不完美的理性主义，很多经济学假设当中都认为经济学所有参与者行为是理性，事实上无数证据表明人们是不理性的，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自己独特行为的目的，导致他们行为的不理性，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很多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它，我们大家可以读很多的论文都可以发现，这些是非常清楚的。还有很多模型是由经验主义建立成的。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其他的选择，但是他们不具有普适性，尽管他们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模型，比如劳动力市场，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也用很多这样的东西，他们实际所反映出来的结果和我们观察的结果没有那么多矛盾的，但是却是经验主义得出来的结果。

我们模型应该把他们的行为和利益结合起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基于这样的思路建立起劳动力市场的模型才行。

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把我们模型拿出来用来讨论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如何制定真正重要的政策。我们建立起一个模型是要达到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收支性模型就能反映出一定程度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养老金政策，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很多人进行养老金选择时不一定能够作出最优的选择。还包括金融监管，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第一个例子。另外，还有税制的问题，复杂程度的问题。也许，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为简单的税制呢？很多时候根据理论来说，我们简单税制会更好一些，但是事实上我们税制现在设置的很复杂。像过去就是因为税务复杂性的问题引起我在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有时候可以研究特定领域具体的模型。

所以我们未来工作很多，当然我们还面临其他经济学的问题，但是我在15分钟时间里没有办法给大家讲这么多了，就讲到这里了。

（来源：凤凰财经。活动家整理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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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下午，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当代经济学的困境、挑战与机遇”分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发表“中国大陆可能在202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低等或中等收入陷阱”等重要言论：

西方主流理论无法复制

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去除这8个，只有5个经济体，日本跟亚洲四小龙。从这种成果来看，也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200多个经济体当中至少有180个，经过70年的努力，实际上陷入在中等收入陷井或者低收入陷井。跟自己过去比还都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每年人均GDP的增长平均是2%，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不超过2%就没有办法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那这是实际的结果。

所以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来做政策成功的，我在讲发展包括转型。少数几个发展绩效比较好，或者转型绩效比较好的经济体，他们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为什么按照主流理论没有成功呢？而少数几个成功的他们的政策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我想刚才詹姆斯·莫里斯教授解释的时候，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与这个模型是不是符合，用我们的话来讲，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如果条件不一样，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看很说服人，但是跟现实不相干，而且可能会起相反作用的。

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最大的困境

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最大困境是很容易做批评家。因为一般理论都是在理想条件之下的，没有摩擦、没有干预、没有信息成本的，这种状况之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表现两点，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有他的落后性，然后发展中国家一定有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如果有落后性和扭曲性由理想条件之下的政策来看的话都有成本和后果，这种状况下很容易批评说因为你没有符合这些理想的、理论的要求，所以你有这些问题。而且讲起来都会头头是道，站在道德制高点，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推行的结果普遍的是比原来的结果更糟。这是一个困境，但是我想也是一个机会。

中国2020年将跻身高收入国家

2020年我们变成高收入国家，2030、2040年我们肯定是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到那时候我们中国经济现象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现在所提出的理论解释，那它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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